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對全球經濟產生重大沖擊，也有可能催生國內城市競爭格局的變化，保持近十年的城市gdp排行榜今年可能會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新一輪城市競爭也在加速。

十強榜今年或生變

近期，各城市陸續發布了2019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城市gdp排名也隨之出爐。2019年gdp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武漢、杭州和天津。

這十座城市已經在榜單上“霸占”了將近10年，其間雖然有廣州和深圳、重慶和天津等個別城市排位發生變化，但是前十強的整體格局沒有變。不過，2020年，這一格局可能將被打破。

首先破局的可能是天津的滑落。2019年，天津的gdp為14104.28億元，比上年增長4.8%，排位從2018年的第六位降至第十位。而緊隨其后的第十一名南京，2019年gdp為14030.15億元，比上年增長7.8%。兩者總量僅相差74億元。

天津曾經是中國城市的領跑者。2010~2013年，天津gdp增速分別以17.4%、16.4%、13.8%和12.5%增速位居全國第一，并開始了與深圳、蘇州、廣州等城市的競爭。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天津的勢頭逐漸消減。

2017年，天津經濟增速降到多年來最低點，當年gdp僅增長了3.6%，2018年，也只增長了3.6%。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2018年天津市gdp又修訂為13362.92億元，調減了5446.72億元。在此基礎上，2019年，天津僅增長了4.8%。

與此同時，增勢正勁的武漢卻暴發了新冠肺炎疫情，為這一變局再添復雜情勢。按照2019年的數據，武漢與天津、南京的gdp總量差距為2100億元左右。

2019年一季度，武漢的gdp是3357.48億元。而武漢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2月，其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下降32.6%，固定投資下降72.9%，進出口下降12.8%，社會零售品總額下降32.1%。2020年，武漢將“失去一季度”，未來一段時間還將受到疫情影響，因此武漢今年有可能滑落到與天津、南京進行十強“卡位戰”。

不過，西南交通大學區域經濟與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賓表示，疫情對武漢的沖擊在短期1~2年內比較明顯，但是疫情不像地震，并沒有損壞武漢的基礎設施等物質條件，主要是對信心、人才等的影響，后期如果中央加大扶持力度，有可能實現更大的發展。

武漢受到沖擊使競爭者長沙和鄭州有機會與其縮小差距。2019年，長沙gdp為11574.22億元，比上年增長8.1%；鄭州gdp為11589.7億元，比上年增長6.5%。同是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擁有比較大的人口規模和城市首位度，可以預計，未來競爭更加激烈。

再現東西部的此消彼長？

目前這份城市gdp十強名單是2011年左右開始形成的。成都和武漢分別于2011年和2012年先后擠進榜單，打破了原有格局，將杭州、無錫、青島、佛山這些沿海城市擠了下去。在此之前，全國城市gdp十強中只有重慶來自中西部。

這一格局的變化也是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作用的結果。當時，東部沿海城市受到外需疲軟的影響，增長乏力，而隨著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加之本身的基礎條件，以重慶、成都和武漢等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的城市能級快速提升。

2010年，武漢和成都分別位列第十二位和第十三位，排在前面的包括4個直轄市，廣州、深圳、杭州、青島這4個副省級城市，以及蘇州、無錫和佛山。2011年，成都和武漢分列第十和十一位；2012年，分列第八和第九位。青島和無錫因此退出十強，杭州降至第十。

不只是重慶、成都和武漢，這十來年里，隨著產業轉移帶來的工業化加速，以及城市化進程加快，長沙、鄭州、西安、南昌、合肥等中西部城市的經濟都實現快速的增長，排位不斷靠前，將此前突進的沿海城市拉了下去。

事實上，2010年之前的城市十強格局也是受到國際因素深刻影響的。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外貿為導向的沿海城市得到快速發展。2001年，無錫擠進第十，次年超越成都排第九；2005年，青島擠進第十，寧波、佛山緊隨其后，成都退至第14位。

可以說，國際市場環境深刻影響著中國國內城市的競爭格局。因此，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暴發，對全球經濟形成巨大的沖擊，也將對我國以外需為主導的沿海城市產生重大影響，這是否又將帶來新一輪城市格局調整？

梳理國內一些城市的外貿依存度來看，2019年，深圳市進出口總額29773.86億元，2019年gdp為26927.09億元，外貿依存度為110.57%；蘇州進出口總額為21987.4億元，gdp為19235.80億元，外貿依存度為114.3%。

從目前態勢來看，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出現類似于甚至超過國際金融危機對外需的影響，因此，有可能再次出現東部城市增長疲軟和中西部城市增長相對較快的局面，從而使城市格局在此消彼長中發生變化。

戴賓表示，一些沿海城市主要針對外部市場，深度參與全球化；而外需受到影響之際，以內需為主導的內陸城市優勢就比較明顯。另外，疫情也會引發國家和企業對產業布局和供應鏈的思考，這對內陸城市更為有利。

不僅如此，沿海主要城市已經進入到城市化的中后期，基礎設施建設高峰已過，在應對疫情后的擴大有效投資的措施中，中西部城市將可能受益，因為它還處于大的建設周期中，有比較大的建設空間，這有利于保持穩定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