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7日 23:15 新浪財經 微博 我有話說(1,473人參與)

圖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劉鶴。(圖片來源：資料圖)

新浪財經訊 《華爾街日報》7日刊文介紹了一位規劃讓中國經濟再次騰飛的關鍵人物：劉鶴，并稱中國最高層選擇了他來達成這一艱巨任務。現全文翻譯如下，略有刪節。

今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tom donilon)飛往北京安排一場中美高峰會晤時，其計劃日程中并不包含與一位塑造中國未來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舉行會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很快就指出，這是一個疏忽。據知曉那次會面情況的官員透露，習近平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隆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劉鶴的工作就是規劃中國的經濟前景，這一前景將指導中國未來10年的前進方向。透露消息的那些官員稱，多尼隆的隨行人員當晚與劉鶴見面。他們在北京富麗的人民大會堂預訂了會議室，雙方在會談過程中都做了筆錄。

中國經濟發展的最新藍圖已開始交由現年62歲、儒雅沉靜的劉鶴來描繪。他是一名中共官員，其同事和西方領導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經濟改革者。在下個月中共450名最高官員參加的閉門會議上，這幅經濟藍圖將公布。

這個會議每五年舉行一次，過去一直是公布中國一些最大規模經濟改革的平臺。今年會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外界擔心中國經濟會失去增長動力。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5%，低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的經濟學家團隊預計，未來五年如果沒有實質性改革，2030年前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速可能會降至4%。

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多次表示，中國高層的目標是努力將本國經濟建成與以往不同的經濟：促進消費文化發展，即鼓勵中國人購買更多汽車、服裝、家電和電子產品等目前正向外出口的商品，同時也鼓勵創新型民營公司發展。這意味著將脫離中國老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一方面依賴廉價出口，一方面在國內大舉投資，建設公路、鐵路甚至是新城市。

以往增長模式的很多最大受益者眼下成了中國所面臨的阻礙，其中包括從國家指令性貸款中獲得好處的一些國有企業等。一些人還將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歸咎于市場改革，還有一些官員則利用國家大力投資的機會貪污受賄。

選擇劉鶴作為中國新經濟計劃的主要設計師(這一點得到了多位中國官員、學術人士和其他知情人士的確認)讓外界燃起了希望：市場指向的改革者可能占得上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劉鶴便不顧那些想依靠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官員的反對，一直敦促執行市場政策。

劉鶴在2011年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必須更快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擴大內需。他說：共產黨必須是“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

曾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斯賓塞(michael spence)稱：“劉鶴是中國實用主義的一個典范，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不是這種機制的信奉者。”劉鶴曾向斯賓塞尋求過經濟方面的建議。

本文基于對中國國內外諸多政黨和政府官員及參與改革進程學者的采訪，并且參閱了劉鶴所寫的文章。劉鶴的辦公室在回復《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讀，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相當有限。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在新經濟計劃中會走多遠。熟悉劉鶴所主張方案的學者和中西官員及其他人士指出，他們認為中國金融業最有可能出現變革。劉鶴在金融業有強大的同盟，主張推動資本更自由地出入中國。

外界認為這些改革對增強金融業的競爭至關重要，中國金融業目前由四大國有銀行主導。四大行能通過向其他大型國企放貸賺錢，而這些國企又主導能源、交通和大宗商品等行業。劉鶴及盟友認為，使外資發揮更大作用及實現利率市場化等改革將引導更多資金流向民營高科技和服務企業，還有助于重塑中國經濟。參與者說，不大可能推出對國企巨頭進行直接大規模改革的措施。這些企業已阻止了過去針對其中部分企業加強監管或民營化的方案。

同樣面臨阻力的還有旨在放開限制農民工及其家庭在他們家鄉以外地區享受醫保和教育規定的努力。經濟學家說，這種改革將推動更多農民工變為中產階級。地方政府對這一改革予以反對，因為它們不希望增加社會服務開支。然而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在這方面至少會有某些改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最高領導人已暗示予以支持。

習近平已表現出了直面經濟增長放緩和藉此推動改革的意愿。他曾在福建和浙江這兩個南方沿海省份工作多年，而與西方國家的聯系促進了這兩個省的繁榮。一位熟悉領導層想法的黨內官員說，改革時機已到，新一屆領導人有10年任期，如果他們坐視，中國經濟可能成為一個災難。

劉鶴的正式權力是在近期被任命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后獲得的。這個辦公室為習近平及中國最高決策層——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其他六位成員提供建議。該辦公室類似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通過為領導人擬定討論方案來影響決策。

但劉鶴更大的權力可能在于他與習近平長期以來的關系，自上世紀60年代兩人在北京101中學上學時他就與習近平相識。劉鶴是習近平的圈內成員，去年曾陪同習近平視察華南地區，這次視察與1992年鄧小平旨在推動經濟改革的南巡異曲同工。

不過，在中南海以外劉鶴仍鮮為人知。他曾在中國高校學習經濟政策，1995年從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獲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后進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并一路高升。該委員會握有實權，原是中國國民經濟計劃機構，大型投資項目須獲其批準，參與制定中國五年規劃，為國民經濟設置發展目標等。

但中美經濟官員說，不久前劉鶴在很大程度上還在北京和華盛頓被認為是個沒什么影響力的文員。他的中國同事說，開會的時候劉鶴會針對別人提出的敏感問題提出自己的問題，并不正面作答，因為患有喉疾他說話聲音很輕。

劉鶴偶爾會表現出特立獨行的個性。他任由頭發變得灰白，這在中國是不墨守成規的標志。另外，他會在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與西方人單獨見面，而在中國這通常是禁忌。

過去一年間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國國家主席，他擢升劉鶴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同時，劉鶴進入了由20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討論主要政策決定的地方)，職位相當于部級領導人。另外，劉鶴還是發改委副主任。

在劉鶴領導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在搜尋經濟信息方面親力親為，進一步提升了他的影響力。山東省官員透露，今年6月初劉鶴派檢查人員前往山東，了解大型工業公司狀況，其中包括一家卡車生產商和一家信息技術公司。

但劉鶴目前面臨的最迫切挑戰是督導今年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李成說，大約幾個月前他把七個“研究小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

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級經濟學家蔡昉說，制定規劃的人是不能談規劃的。他曾為修改農民工政策提出建議。蔡昉說，一般他們甚至都不承認自己負有制定部分規劃的責任。參與相關工作的學術人士說，今年9月中旬之前，劉鶴的團隊一直努力將七份報告拼合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北京大學經濟學家黃益平說，習近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委員已完成了主要“政治活動”。

過去，中共每五年舉行的秋季會議曾多次標志著重大變化的出現。文革結束后，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利用1978年的會議開啟中國的改革開放。1993年的會議則表明國有企業將開始依照市場原則運營。

在金融領域，劉鶴能夠依靠頗有影響的盟友，尤其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劉鶴與周小川合作多年。今年6月兩人放慢了向所謂的“影子銀行”放貸的步伐。經濟學家們擔心，影子銀行為陷入困境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這可能產生壞賬，存在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

據了解討論內容的人士透露，銀行沒有遵照指示，沒有轉而向小企業和新建高科技企業放貸，這令劉鶴和周小川感到失望。上述人士說，今年6月劉鶴獲得批準后，央行策劃了一場“錢荒”——放任銀行彼此借貸的銀行間市場的利率上升到高達30%，造成信貸枯竭——以促使銀行服從央行的愿望。劉鶴還曾支持周小川有關允許外國人擴大在中國的投資，及允許中國普通投資者投資海外的計劃。

今年5月劉鶴延請方星海幫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方星海是上海一名高級官員，是上海旨在成為金融中心努力的領軍人物。黨內人士認為，劉鶴選擇方星海是為了實現放松對跨境投資的限制這個目標，因為方星海在上海任職時曾幫助使資金出入中國變得更容易。方星海是世界銀行[微博]前官員，在斯坦福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在此類改革的反對者中有一些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包括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央行前顧問余永定。他們說，開放金融系統將使中國更易受到進出中國的資本大幅波動的影響。

即便是劉鶴的盟友也認為，劉鶴旨在增強國有企業所主導行業競爭的努力沒有獲得多少支持。一些參與制定三中全會改革方案的經濟學家說，此次會議不會提出針對國有行業的重大改革計劃，盡管他們認為國有企業的壟斷限制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據世界銀行官員及其他參與人士說，去年劉鶴為世行及中國政府一個知名智庫制定的經濟改革議程提案提供了指導。這份報告的標志性建議是：中國國有企業應受到獨立資產管理者的監督，這些管理者將力求確保這些企業專注于商業目標，而不利用權力打壓競爭對手。參與制定這份報告的官員說，由于遭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及國有企業反對，這個提議被取消。

自那以來，劉鶴和其他中國決策者采取了另一個策略：與美國等國就要求中國開放封閉行業、引入更多競爭的條約進行磋商。今年6月份，劉鶴向來訪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號人物利普頓(david lipton)拋出了有關推進貿易協議的問題。利普頓曾在奧巴馬政府的財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稍早時，美國前財長鮑爾森說，其他中國官員已明確告訴他，中國愿意重啟拖延已久的圍繞一個將放開投資限制的協議的磋商。

雙方在6月同意重啟相關談判。中國方面稱，中方將遵循這樣一個原則：除雙方約定好的某些領域外允許外商在任何領域投資。盡管這種談判可能持續數年，但中國做出的承諾可能會倒逼國內進行一些改革。中國前總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進行談判時曾用過這個策略。他做出了減少外商投資壁壘、下調關稅及推行其他一些改革的承諾，這在此后的10年提振了經濟增長，但同時令數萬家競爭力差的國有企業關閉。

劉鶴曾與朱镕基共商經濟政策，并且與朱镕基在如何推進改革方面有類似想法。劉鶴2010年曾對媒體表示，從中國長期歷史的進程來看，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內部自身的動力常需要外部的壓力來激活。北京大學經濟學家黃益平說，劉鶴很有耐心，中國官員愿意用各種方法來說服改革的反對者，這是漸進改革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