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節

大危機肆虐已經四年多了，但顯然仍未過去，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不斷。尤其地，在歷經2009年全球性貨幣嗎啡刺激之后，全球經濟依舊十分脆弱，至今各國經濟距離復蘇趨勢的形成，看起來還十分遙遠。

嚴格地說，這三年多，是各國央行“那幾筆錢”拖起了金融市場的表面上的短暫欣欣向榮，讓新興市場率先復蘇，歐美經濟體逃離“自由落體”的厄運。新泡沫拯救舊泡沫，不過是金融精英們自以為高明的黔驢技窮的伎倆而已。眼下的麻煩，僅僅是舊危機的新階段，金融危機從來就沒有真正離開過。

而拯救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于為難之中的凱恩斯主義，顯然不再那么顯現奇效。目前世界經濟結構性問題叢生，沒有刮骨療毒的制度變革，只怕大危機難以完全結束。清晰定位眼下的世界經濟局勢，以歷史的視角來審視，或許能夠得到更為透徹的答案。

兩年前的2010年，正是全球性貨幣刺激之后，“熊市中的反彈”呈現強弩之末的時期，美國和歐洲當時正在醞釀新的量化寬松計劃。而當年的2月份，當代最著名的思想史專家托尼·朱特出版了《沉疴遍地》，斷言我們生活的世界存在著根本性的謬誤，并告訴我們是如何陷入這種危險境地，今后又將怎樣才能得以走出眼下的危機。

半年之后，托尼·朱特在紐約去世，因為他和霍金患上了同樣的罕見疾病。大師最后的遺作，確實堪稱時代經典，從托尼·朱特精煉的文字當中，我感受到了他在病危之際，試圖以一生的學術修煉，來為世人指明方向。

1883年，馬克思走了，他的理論開始謀劃一個新世界。同一年，凱恩斯來了，誕生在繁榮鼎盛的不列顛帝國。而他的青年時代，正是英帝國穩定而危機暗流涌動的時期，他有幸觀察到了那個自信世界的崩潰。

隨后，在1946年去世之前，凱恩斯見證了自己的理論被付諸實踐，重建了新秩序，挽世界經濟于大蕭條的大廈將傾。二戰之后，西方經濟得以騰飛。1945年到1975年，更是被稱之為西方經濟最繁榮的“長鍍金年代”，這些功績，很大程度都是沿用了凱恩斯主義理論，直到上世紀70年西方世界形成“滯脹”格局，凱恩斯主義才從圭臬的神壇走下來。

回顧歷史，我們就能更好的理解現在。當前，雖然就物質財富而言，無論從統計數字還是民眾物質生活水平，都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全球gdp規模已經超過了60萬億美元。但是危機四伏，就像本文開篇所說的那樣。

可各國政治家、金融家卻沒有多少創新思路解決危機肆虐的問題，自負的精英們，還是抱著凱恩斯、薩繆爾森等人的老理論。雷曼兄弟破產之后的幾年，各國的央行只知道不斷釋放貨幣，量化寬松成為常態，這顯然只是沿用了凱恩斯理論的教條。

這和20世紀初的世界何其類似。那時候，各國老派的政治家、銀行家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都相信，資本主義有著無法改變和打破的規律，政府干預市場經濟運作毫無意義。直到1933年，自由主義的胡佛總統被趕下臺，羅斯福以絕對選票優勢走上前臺，開始走上大刀闊斧的新政和改革之路。死守老理論不動的保守派，才被掃進歷史的塵埃之中。最終，世界經濟才漸漸遠離大蕭條的襲擾。

現在，政治家、銀行家們同樣無計可施。只不過，上一次凱恩斯理論是創新，目前這個理論卻像100年前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一樣，在眼下倒是成為老理論。財政貨幣刺激的把戲，無助于世界經濟走出大危機之中。這一次，凱恩斯的藥方失效了。

顯然，這是兩種極端——上一次是過度相信市場的自由調節，這一次是過度相信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但是，是否放松政府有形之手，讓市場調節就能解決問題呢？我想邏輯并沒這么簡單，這一次，需要誕生一位能和馬克思、凱恩斯、薩繆爾森相比肩的經濟學大師，并伴隨劃時代的理論創新，或許我們才能從大危機中徹底走出來。無論是席卷歐美的債務危機，還是全球性實體經濟低迷，抑或金磚泡沫的走向破滅，都并非單一對策所能應付。

就此而言，下一個十年很可能依然會是亂世。全球經濟所面對的結構性問題，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福利方面過度開支，還是發展中國家過度依賴出口，在可預見的將來都無法解決，因為其政治體系都無法當機立斷。

或許只有等目前這代經濟精英下臺后，失落的一代年輕人走向前臺，情況才會發生改變。因為目前在臺上的這代決策者，多數都是成長于經濟繁榮時代，戰后的“嬰兒潮”那代人目前正主宰這個世界的方向。他們并未經歷長衰退周期的洗禮，一直過著不錯的好日子，接受著經典經濟學理論的熏陶，他們是很難突破固有的理論藩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