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經濟走勢和經濟增速的高低完全依賴于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

在物價和房價沒有出現“軟著陸”之前，任何刺激只會使未來的經濟運行更加復雜。

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周期更應從制度釋放的角度去分析，而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短周期則應更多側重于決策當局的政策取向。

4月經濟數據超出市場想象，單月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已降到7%左右。令人憂心的不僅是經濟增速的下降，而是在經濟增速快速下降的同時，高企的物價和房價并未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落。這說明，盡管經濟運行復雜，但潛在增長率出現較大幅度的回落已是不爭的事實。

資本市場投資更關注的是當前經濟所處的周期階段，但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多來自制度的釋放，導致其增長框架有其特殊性，政治和政策敏感性更強。這就使我們很難秉承西方經濟周期理論去分析中國經濟的波動性。盡管康氏長周期、朱格拉周期、熊彼得創新周期等在分析西方經濟增長時似乎很有市場，但用它們來解釋中國經濟的現實仍顯偏離。

因此，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周期更應從制度釋放的角度去分析，而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短周期則應更多側重于決策當局的政策取向。盡管很多學者偏向于認為制度的演進屬于內生演進，政策出臺是由經濟發展的內生性決定的，但對于中國這一經濟體而言，決策當局對制度釋放的魄力和取向，無疑會決定中長經濟周期的產生和延續，同時決策當局對經濟增長或通脹的偏好無疑會影響短期經濟的波動性。

但無論如何短期的經濟政策很難改變中長期經濟的運行趨勢，中長期經濟運行受制于潛在增長率的高低，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潛在增長率的提高只能依賴于制度的釋放，因為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于一個非創新型經濟體而言，也只能依靠制度的釋放。

4月經濟增速再次出現快速下降，市場自然會想到經濟政策的再次刺激，以扭轉經濟下降的趨勢。其實，自2011年10月“預調微調”政策出臺以來，經濟政策已經轉型，但在物價和房價都還沒有實現“軟著陸”之前，臆想通過政策的大幅刺激，顯然不合時宜。況且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的困局，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大幅擴張所帶來的后遺癥。

經濟刺激只有在經濟體運行過程中忽然出現突發事件，為避免出現休克式下降時才會采用，但刺激政策并不能成為常態政策，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長時間刺激所帶來的“滯脹”后遺癥，至今記記憶猶新。

在當前全球都未走出金融危機陰霾之際，我們更需要去面對的不是商討如何實施進一步的刺激計劃，而是如何去面對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提升潛在增長率。

以美國為例，美國經濟自2011年四季度以來表現較為強勁，美國此輪經過刺激政策的不斷推出，經濟體的復蘇已經開始從制造業領域滲透到消費領域，就業狀況也得到了改善，目前美國房地產市場也已經呈現轉暖的跡象，因此美國經濟復蘇在今年仍將延續。只是這種復蘇在未來的強勁程度以及能否引領美國進入新的一輪增長周期，值得質疑。首先，此輪美國經濟的復蘇更多依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擴張，隨著未來一些刺激政策的到期，經濟增長將受到影響；其次，今年一季度以來美國經濟的復蘇更多受到消費復蘇的影響，消費需求的復蘇無形之中加劇了美國經濟的不平衡，貿易逆差隨之擴大，這種不平衡的加劇很難使經濟的復蘇具有持續性，畢竟2008年次債危機的產生更多源于消費信用的過度擴張，導致經濟出現不平衡，危機的出現顯示出過度依賴消費擴張的增長模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很難再重新復制。

受國際需求放緩等因素制約，2011年以來，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速呈現高位回落態勢。由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陰霾并未散去，全球經濟要想重新步入新的一輪經濟增長，路途依然遙遠。因此，未來美國引領的全球復蘇仍然呈現弱復蘇狀態，我國未來出口仍將呈現“弱勢”格局。

由于中國的消費更多呈現被動型消費格局，即投資需求旺盛，消費需求隨之旺盛，投資需求下降，消費需求也隨之下降。對于2012年而言，盡管國家政策想拉動內需消費的動力很強，但短期而言，制約消費增長的其他因素同樣存在，包括：汽車和住房消費難以擺脫政策調控的影響，住行消費升級步伐放慢；物價水平保持高位，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具有負面影響；中高端商品進口關稅遲遲不下調，影響高端商品消費的釋放；負利率和股票市場低迷，損害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和消費能力等。因此，2012年消費需求也將呈現“弱勢”格局。

不難看出，今年中國經濟走勢和經濟增速的高低完全依賴于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盡管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速今年將面臨挑戰，但由于今年是“十二五”規劃第二年，只要投資項目能較快集中投放，也很容易帶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快增長。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在于，2008年擴張政策實施后，物價和房價經歷兩年多的政策抑制，目前并未出現當局所希望的回落，在物價和房價沒有出現“軟著陸”之前，任何刺激只會使未來的經濟運行更加復雜。（夜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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