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現在流行著兩種說法。一種說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進入了歷史最好時期，另一種說農業高成本、高價格、高補貼的“三高”時代到來，未來中國農業發展可能因此內外受困。

實際上，這兩種說法并不矛盾。“三高”可以說是挑戰，但更是機遇，其中蘊含著倒逼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巨大推動力。關鍵在于，此“三高”能否帶來另外“三高”——高投入（主要指科技、資本、智力的投入）、高產出（包括數量上的有效供給和質量上的高品質）、高收益（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和農民的收入），使得農業從生產到流通、從科技水平到組織方式等發生顯著變化。

高成本：“紅利”消失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極低的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凸顯，過去那種“低成本擴張”之路已經走到了盡頭。

如果說“成本紅利”的消失主要體現在“中國制造”上，其實農業生產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不久前表示，“農業生產正在進入高成本階段”。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報告也顯示，2011年的中國食品價格上漲主要屬于成本推動性的，2012年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壓力仍然比較大，漲幅可能進一步擴大。

說到農業生產成本，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生產資料的成本，包括種子、化肥、農藥、柴油等等。前期春耕春播之際，尿素價格一度飆升，不到兩周時間里每噸上漲了120至150元。據農業部種子市場信息監測點監測數據顯示，全國雜交稻、雜交玉米、棉花種子價格普遍上漲，漲幅在3%-15%；在農藥方面，殺蟲劑：毒死蜱(480克/升)零售價每噸4.5萬元，比去年同期每噸上漲5000元，200毫升裝每瓶9元。此外，國產45%復合肥(含氯)出廠價為2550元/噸，比同期上漲了300元左右。

然而，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倒不是最讓人擔憂的，現在更需要關注的是農業勞動力成本。有分析稱，人工成本和福利成本，現在已經占到農產品成本的一半。現在農業雇工的工資水平每天至少在100元以上，而且在農忙時節還很難雇到人，只能是“386199”部隊齊上陣。

另外，由于濫用農藥和化肥，不僅增加了農業直接生產成本，更造成生態環境成本（外部成本）的提高。最近，農業部就農藥殘留及安全問題表態，指出在生產實際中，由于農藥使用技術等限制，農藥實際使用率只有30%，大部分農藥流失到環境中。化肥使用方面，我國現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達5400多萬噸，存在“化肥依賴癥”。2009年，中國每公頃土地的化肥使用量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巨曉棠分析說，化肥使用過量的主要問題是污染水體和大氣。過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體中，造成水體的富營養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氣污染，氧化亞氮的排放引起溫室效應。這是對整個生態系統的破壞，將增加很多的社會成本。

總而言之，農業生產進入“高成本時代”，現有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要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必須依靠組織生產方式的轉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當然，如一些專家所言，現代農業需要更多的投入，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農藥使用量也越大，并一定能降低成本。但長期來看，在“高成本時代”，規模化、集約化和科技化是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市場競爭力的主要方向。

高價格：合理回歸

近期，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發布2012年小麥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白小麥、紅小麥和混合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提高至每市斤1.02元。

隨著最低收購價的不斷提升，國內主要糧食價格進入穩步上漲的通道。在期貨和現貨市場，近兩年時常能看到玉米、稻谷等品種價格創出歷史新高。從全球范圍來看，雖然今年聯合國糧農組織農產品和食品價格指數震蕩回落，但仍然高于2008年“糧食危機”時的最高水平，更是遠遠超出1990年至2007年間的平均值。

農產品的“低價格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這是由多方面因素決定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成本推動，需求的不斷增加，是全球農產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需求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的食品消費需求，和生物燃料等工業需求。

中國的情況更為特殊一點。改革開放前，政府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從農業中為工業發展提取積累。隨著國家對工農、城鄉關系的調整，提出“工業反哺農業、農業支持農村”的政策方針，農產品的價格開始合理回歸，而且目前來看這種回歸還沒有到位。

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程中，農業也成為了各類社會資本投資的熱門。為何涉足風險大、回報周期長的農業？投資家們普遍提到的一點理由便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另一點是消費的升級）。伴隨這些資本而來的，將是先進的管理、優秀的人才、高新科學技術和良好的商業模式，這些都將有利于農業產業的轉型升級。

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近兩年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大，農產品價格上漲被認為是推高cpi的主要因素。一時“蒜你狠”、“豆你玩”、“豬通脹”引發熱議，農產品價格似乎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是，通脹是由貨幣發行量過大引起的，農產品價格上漲不過是結出的果而已。人們對于農產品價格上漲應該更為理性，抱有更大的容忍度。

事實上，高價農產品本身不是錯，關鍵在于能否為農民帶來高收益。現實的情況是，一邊“谷貴傷民”，一邊“谷賤傷農”。也就是說，農民并沒有從農產品價格上漲中享受到足夠的收益，反而經常要承受價格波動產生的風險。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再造農產品生產和流通體系。自去年以來，有關部門已經密集出臺了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和流通體系建設的系列政策措施。在生產環節，須建立農民、合作社和企業之間合理而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在流通環節，則須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費用、構建信息平臺。

高補貼：方式待創新

2011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支出首次超過1萬億元，其中用于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支出達到1406億元。今年，中央財政擬安排對農民“四項補貼”的支出增至1628億元。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的分析，中央一系列補貼支持農業的政策措施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價格支持政策成為補貼支持農業的基礎性措施；第二，政策性補貼由流通環節轉向生產環節，對農民直接補貼逐步成為支持農業的重要方式；第三，農業補貼總額和支持水平大幅提高；第四，農民負擔大幅減輕；第五，對農業綜合服務支持持續增加。

不過環顧全球，發達國家普遍對農業實行高保護、高補貼，中國的補貼水平仍然相對較低。據了解，歐盟2007年農業支持總量達907億歐元，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3l%；美國847億美元，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34%。而即使在“三農”財政投入不斷加大的情況下，2009年我國“黃箱”占農牧業總產值的比重也只有2.6%。

入世談判之時，中國爭取到農業最高支持額度為農業生產總值的8.5%。在新一輪農業談判中，還有必要爭取更大的支持空間。

除了補貼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現在更需解決補貼效率低的問題：

一是農業補貼對于“保供給、促增收”的邊際效應遞減，農業補貼在農民收入和生產成本中的比例“雙下降”，對于提高種糧積極性和農民增收的作用減弱。

二是很多真正種糧的人得不到補貼，出現“種不種糧都得補貼”、“種多種少都得同樣補貼”的現象，難以達到補貼的初衷。

三是補貼的節奏存在問題。很多情況下，補貼是政府調控農產品市場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時機選擇不當，實行“順周期調控”，反而會放大市場的價格波動。比如，2007年國家用于扶持發展養豬生產的資金投入達到150多億元，包括對能繁母豬的補貼，從而造成短期母豬養殖量急劇上升，使得豬肉價格在暴漲后迅速下跌，生豬市場持續低迷。

目前歐盟對農民提供的補貼與農產品生產和價格不掛鉤，即采取直接收入補貼的方式，以減少對農產品市場的扭曲。如果農民沒有很好在遵守環境、食品安全、動物健康和福利等方面的標準，政府就會按比例削減給予農民的直接補貼額。

此外，還有一些市場化的補貼方式值得中國借鑒，比如美國等國家通過財政補貼的措施鼓勵農民參與期貨期權，政府代為支付權利金，成為規避價格波動風險、提供農業補貼的重要方式。在這一方面，最近國內的鄭州商品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頻頻釋放出信號，表示將加快推動農產品期貨期權的上市。

通過提高補貼水平、創新補貼方式，一方面實現“保供給、促增收”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提高中國農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減少潛在的貿易糾紛，才能使“高補貼”真正做到趨利避害。（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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