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1點，在完成了一場冗長的發布會后，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們匆匆趕往會議室，等待他的是兩場連續的采訪。簡單的午餐就放在會議桌上，他們只能邊吃邊聊。

在過去的數年里，每到2月份clivejames都會來中國，宣布上一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發展情況，并不厭其煩的解釋這項技術之于糧食危機和環境的意義。他是農業生物技術應用國際服務組織(isaaa)的創始人，也是轉基因技術最堅定、高調的推廣者之一。

在中國激進的反轉基因者眼里，clivejames和他的同事們是“青面獠牙”式人物，依靠宣揚轉基因技術“牟利”，因為isaaa資助者包括孟山都、拜耳，它們都有相關農業技術。

但clivejames顯然認為這是誤解。他對騰訊財經表示：“轉基因和生物技術的改良作物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是是極其重要的……新舊（技術）合作，才能夠為未來的世界提供食物。”

糧食緊缺與食品安全的碰撞

2月13日，clivejames把中國作為年度報告的發布地。在過去的25年，clivejames一直工作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從事農業研究。在中國，近年來有關轉基因技術安全與商業化的問題上，挺轉與反轉人士幾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些討論已然超越科學證據的邊界，情緒化主導著原本對食品安全已極度不信任的消費者們。最極端的陰謀論里，轉基因技術甚至被形容成“武器”——例如，長期食用轉基因食品“毒性”會不會累加？而實際情況是，只要轉基因表達的蛋白質不是致敏和毒素的，它就和傳統食物中的蛋白質沒有本質區別，不會累積也不可能影響人的遺傳特性。

在專業人士看來，這些情緒化地討論一類技術安全與否根本毫無意義，每一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都是獨立的，在端上餐桌前都已經過復雜的風險評估。

的確，爭議也并未阻止這項技術在全球更大范圍的應用。來自isaaa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是1.75億公頃，比上年增長了3%。美國仍然是是全球轉基因作物最大的種植地，占全球種植面積的40%。1996年，轉基因技術商業化之初，只有170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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