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字會獨家回應器官捐獻“不和”傳聞

【特別報道】“只要對推廣器官捐獻有幫助，登記平臺越多越好”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劉硯青i北京報道

繼3月19日國家衛計委港澳臺辦公室與香港一家致力于開展器官捐獻宣傳動員的社會組織合作，推出我國首個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站“施予受”后，4月2日，由中國紅十字會下設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辦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網站也正式上線。

隨著這兩個具有官方背景的網站推出，我國結束了長期以來公民自愿身后器官“捐獻無門”的困境。但是，公眾的疑問也隨之而來：為什么會在半個月時間內密集上線兩個登記網站？這兩個網站的信息是否互相兼容？如果公民希望身后捐獻器官又該去哪家登記？國家衛計委和中國紅十字會分別在器官捐獻工作中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近日，就此相關問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獨家專訪了紅會下設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業務部副部長高新譜。

“衛計委與紅會不和的說法不成立”

早在去年9月，國家衛計委公布《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時，一位多年參與中國器官移植工作的醫生曾對《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在推動人體器官捐獻這項工作上，國家衛計委和紅十字總會之間一直“面和心不合”。他的分析和理由是，人體器官移植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國家衛計委作為醫療衛生政策的主管部門，有許多工作不便直接參與，而紅十字會恰好可以在宣傳動員、救助、緬懷紀念等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兩方結合一起推動這項事業本來是理所應當，但是由于雙方對于各自工作的理解認識不同，再加上“郭美美事件”等負面消息影響，國家衛計委方面認為紅十字會不再適宜參與器官捐獻等方面的工作，甚至“有很多工作都想擺脫紅十字會而進行”。

對于這樣的傳聞，高新譜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的時候明確予以否定：“這個說法完全不成立。”

高新譜向記者展示了2010年1月原衛生部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發出的《關于委托中國紅十字會開展人體器官捐獻有關工作的函》，其中明確提出，由紅十字會負責全國器官捐獻動員宣傳、報名登記工作，同時紅十字會還負責建立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者登記管理系統和捐獻者資料庫，建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隊伍等工作。高新譜對記者表示：“從這個文件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器官捐獻這項工作是原衛生部正式委托給紅十字會來做的。”

“2010年3月，兩部門選擇了10個省份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2012年3月，兩部門在杭州舉行了試點工作總結會；去年2月25日，兩部門在國家衛計委辦公樓五層舉行了全國人體器官捐獻視頻會議，當時全國衛生系統的一把手、紅十字會系統的領導和100多所醫院的院長全部到場，也是在這個會議上，我們正式在全國全面啟動了人體器官捐獻工作。”高新譜告訴《中國經濟周刊》，“2012年7月6日，中編辦正式批準在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下設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中心屬于中央財政補助的公益一類事業單位，職責就是承擔原衛生部在2010年那個函里委托給紅十字會的所有工作。”“經過半年的籌備以后，中心于去年1月5日正式開展工作。”高新譜說。

“很多潛在志愿者

一直感到捐獻無門”

高新譜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全球器官供需比大約是1:5，其中美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都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而中國目前的狀況是1:30。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網站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4月13日，我國共有22447人登記成為器官捐獻志愿者。高新譜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很多西方國家有接近40%的公民都是器官捐獻志愿者。他表示，中國器官捐獻率之所以如此偏低，主要受傳統觀念、機構建設和國家政策三方面因素影響。

“中國是一個非常崇尚孝道的國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逝者身體應該保全。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一個人離世后留下的器官很可能會挽救三個甚至更多人的生命，這既是一件善舉，也是一種生命的延續。”高新譜告訴記者，從2010年到現在，我國一共有1642人在去世后捐獻了自己的器官，這些人成功挽救了4471人的生命。

除觀念問題之外，由于我國啟動公民器官捐獻體系較晚，也讓很多潛在志愿者一直感到捐獻無門。“在2010年，我國每百萬人口中只有0.03人實現了成功捐獻，但是這個捐獻率并不能真正體現中國人的捐獻意愿。2013年，中國每百萬人口中已經有0.63人實現了捐獻。”高新譜表示，雖然這個數字距離世界最高的西班牙(每百萬人口中有34人成功捐獻)還有很大差距，但至少可以證明，啟動器官捐獻工作這三年來，我國人體器官捐獻率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提升。

另外，高新譜認為，除了靠國家衛計委和紅十字會的宣傳與動員之外，國家一些相應政策也應該逐漸完善并配合。“以美國為例，在司機拿到駕照之前，交通部門會交給司機一份器官捐獻志愿書，如果司機同意身后捐獻器官，那么他的駕照上就會印有一個‘d’，代表donor，即捐獻者。一旦他出現嚴重的交通意外，被判定為腦死亡，有關部門和家屬溝通后會立刻啟動捐獻工作，整個過程不超過5分鐘。而中國目前還沒有相關政策。”高新譜說。

“登記平臺越多越好”

多位參與器官捐獻與移植的專家和醫生向記者透露，這次之所以會一下出現兩個登記網站，正是兩部門爭時間、搶資源、矛盾公開化的表現。

在今年3月召開的2014器官捐獻國際學術論壇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對媒體表示，由于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還處于成長期，應該有更多社會組織的參與。他指出，各省份都可以跟社會組織或政府部門合作，開發便捷、服務能力強的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平臺。

然而就在同一活動上，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郝琳娜則表示，器官捐獻的宣傳動員、報名登記、捐獻見證、人道救助和緬懷紀念是國家授予中國紅十字會的職責，今后各家網站平臺上登記的器官捐獻志愿者信息應統一整合至中國紅十字會的器官捐獻報名登記系統內。

一位多年參與中國器官移植工作的醫生向記者分析說，黃潔夫之所以會力促國家衛計委、港澳臺辦推出“施予受”登記網站，目的就是不讓紅十字會獨攬所有器官捐獻志愿者資料。“紅十字會的網站在3月18日剛剛試運行，國家衛計委這邊次日就大張旗鼓地推出了‘施予受’登記網站，時間上絕不只是巧合這么簡單。”

高新譜明確否認了兩家網站為爭資源而相繼上線的傳聞。“現階段，中國器官捐獻登記平臺更多的是起宣傳作用，無論是‘施予受’還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網站，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參與這項公益事業。”高新譜表示，只要是對推廣器官捐獻有幫助，登記平臺甚至可以越多越好。這些不同平臺的登記資料未來也都會互相兼容，統一整合。

“紅十字會比醫院更為百姓認可”

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膽外科主任朱繼業曾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現階段，器官捐獻登記平臺的啟動并不會對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率提升帶來實質提升。“器官捐獻志愿者絕大多數是健康人，從登記到真正實現捐獻還會經過很多年，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變數，畢竟器官能否進行移植和捐獻者的死亡地點、死亡狀態及器官狀態都有很大的關系。另外，掌握最終決定權的是家屬，就算你在生前有捐獻意愿，如果家屬不同意，大家也只能尊重家屬的意愿。”

對此，高新譜也表示，現階段網站更多的價值是宣傳，真正的工作重點是如何在醫院發現更多的潛在捐獻對象。

目前，我國共有549名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負責深入到全國上百萬所醫療衛生機構尋找潛在器官捐獻者。在這549人中，有170人來自紅十字會，有379人是來自醫院。

高新譜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為了確保公平公正，在最終和家屬簽署器官捐獻書時，來自紅十字會和醫院的協調員必須同時到場并確認簽字。高新譜說，“醫院和紅十字會的分工不同，前者側重專業，主要是從醫學專業角度來判定這個人是否有條件成為潛在捐獻者，而紅十字會則是更多從公益出發，給予人文關懷。”

“對于家屬來說，由于醫院這種既參與捐獻又參與移植的身份很難令家屬完全信任，因此來自紅十字會的協調員就必須擔負起第三方所應具有的公正職責，確保捐獻者的合法權益都能夠受到保護，而且后續對于捐獻者的緬懷、紀念和人道救助工作也都是由紅十字會的協調員來完成。”高新譜說。

至于公眾關于“郭美美事件”會否讓紅十字會信任度降低的疑問，高新譜明確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首先，‘郭美美事件’本身就不是一個有事實依據的事情。4月11日，秦志暉(即秦火火)已經承認這件事完全是網絡推手及網絡水軍公司一手策劃的陰謀。另外，從我們目前所接觸到的情況來看，老百姓是認可紅十字會的。由于現在醫患矛盾非常激烈，因此有些家屬聽到是要捐給醫院，反而會存在一些抵觸情緒。如果你來自紅十字會，家屬反倒會覺得好接受一些。”

高新譜表示：“國外一般是每百萬人口就有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而且他們之中很多人都是社會工作者。我國目前還沒有來自社會的協調員，未來我們會面向社會吸納更多的愛心人士，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完成這項公益事業。”

(實習生申佳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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