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年的盲目禁止，到如今解禁，一次性發泡餐具的“原罪”歸根結底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回收利用體系缺失。但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直至目前，國內針對一次性發泡餐具的回收利用體系仍未建成。

位于江蘇昆山的保綠塑料(11180， -10.00， -0.09%)資源再生處理有限公司是國內唯一一家專門從事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處置和循環利用的工廠，但是目前工廠已經停運多年。

時間倒回1997年，那時北京和廣州已經嘗試建立回收體系。臺灣保綠基金會（1991年由臺灣12家發泡塑料餐具生產企業聯合籌資成立，負責回收處理發泡餐盒和回收再利用的技術研發等）分別投資了北京保綠和廣州保綠，專門回收處置發泡餐盒。

直到1999年，原國家經貿委提出對發泡餐盒的禁令后，以上回收體系的試點都紛紛畫上句號。

但全國范圍內，還有上海市并沒有完全淘汰發泡餐盒，并于2000年6月20日印發了《上海市一次性塑料飯盒管理暫行辦法》（84號令），提出對本市的一次性塑料飯盒管理實行“源頭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勵替代”的原則。

上海市政府還提出“3分錢”工程，就是上海相關部門根據各家發泡餐盒企業的生產規模，估算出每家企業的產銷數字。企業定期按照一個餐盒3分錢的回收處置費上交上海市財政，企業獲得專屬環保標簽。上海財政根據一個餐盒處置工廠拿0.5分錢、回收環節1.5分錢、執法管理部門1分錢的分配原則，統一撥款。

為了配套84號令，1999年下半年昆山保綠成立，臺灣保綠基金會秘書長黃隆濱擔任總經理。曾在昆山保綠負責稽查工作的金煜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昆山保綠是由當時在上海最大的5家發泡餐盒生產企業出資成立，臺灣保綠提供技術和經驗。

但這樣的試點最終以失敗而告吹。

本報記者了解到，如今的昆山保綠工廠依然存在，但早已不再運行。

金煜告訴本報記者，在公司成立之初，前端的回收環節已經做得比較完善。上海市各個區縣的環衛部門負責一次性發泡餐盒的回收并進行初步清潔，并定期運送到昆山保綠，昆山保綠進一步進行清洗、粉碎、重新造粒，最終的產品賣給相框制造等企業。

但是高價“買入”，低價“賣出”，決定了這筆買賣必須依賴補貼才能存活。 “每包餐盒大約500個，打包過來9塊錢一包，一個飯盒的重量在4克左右，一袋大約2公斤，相當于1噸廢品4500元；造成粒子之后，只能賣到3000~4000元一噸，還要刨除加工費、運費、人工，所以如果不依靠補貼，這必定是賠錢的生意。”金煜告訴記者。

但好景不長，金煜告訴記者，2004年前后，浙江、江蘇、安徽等地的一次性發泡餐具生產商家就“悄然”進軍上海。在價格方面，由于本地企業要上交每個餐盒“3分錢”，和外來產品相比，一袋餐盒（大約500~600個）的價格就要高出15~18元錢，而一袋餐盒的利潤也就三四元錢。

這樣的結果就是，下游的經銷商不會選擇本地產品。國際食品包裝協會秘書長董金獅提供的數據是：上海每天消耗200多萬個一次性塑料餐具，其中發泡餐具100多萬個。而供應上海市場的發泡餐具生產廠家，有2/3以上都在外地。

最終上海本地的生產企業拒絕上交“3分錢”，失去政府財政補貼的昆山保綠也就無法繼續下去。如今，一次性發泡餐具解禁一年，金煜對本報記者說，昆山保綠如果繼續運行，應該將華東地區的生產廠家匯集起來，否則問題沒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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