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福喜過期肉”事件被各路媒體集中報道，麥當勞、肯德基等知名品牌紛紛卷入其中，食品安全話題再次占據社會公眾視野中心。人們在對這些洋品牌感到憤怒、甚至無奈的同時，恐怕還要再問一句，政府的監管能力哪兒去了？

此問一出，再一細看，我們不禁再添一層更大的隱憂：一些地方的食藥部門竟然“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地方整合數個部門而形成的所謂“市場監管局”之類的部門！

曾幾何時，強化食品安全監管、解決好老百姓最現實和最緊迫的舌尖安全問題，一直是全社會的強烈期盼。去年初，中央決定改革完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構建統一完善權威的監管體系，被認為是本屆政府的一大善政而使民心大順。然而一年下來，“福喜過期肉”事件提醒我們審視這個改革的效果時，我們才發現，改革的初衷和預期，在一些地方所謂的“創新”、“變通”中走樣了。

無需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三問就會使按照“三合一”、“四合一”模式搞改革的理由變得蒼白無力：沒有了專業化的部門，政府到底還管不管老百姓的餐桌安全、藥品安全？沒有了完整、暢通的體系，門類越來越多、精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食品藥品法律法規，會不會變成了一紙空文？地方設置的部門連“食藥”兩個字都沒了，不法企業的違法沖動是不是更加肆無忌憚？三問變一問，這樣的改革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需做個簡單對比。所謂“三合一”，就是將食藥、質監、工商部門完全混合，而非突出食品監管職能的整合，有的地方還把價格監管也湊進來，拼成所謂的“四合一”模式。這些乍一看似乎是對大部制改革的積極響應，但實際上是一種回避實質、臨時應付的“糊弄”。之所以這樣說，原因有三：一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拉低整體能力水平。如工商部門擁有龐大的基層隊伍確是事實，但這部分人員只能開展一些簡單的形式檢查，看看食品是不是過期、外包裝有無明顯異常，與從事食品安全監管的專業要求相去甚遠。僅滿足于提高監管人員數量而忽視質量，無異于另一種形式的“形式主義”。誠然，人員素質可以通過培訓等途徑逐步提高，但食品安全大如天，須臾不可放松，人民群眾能答應交這種學費嗎？二是食藥監管獨立性降低，工作專注度受干擾。有過基層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部門承擔的職能越多，工作的延續性越容易受到領導關注點、短期工作重點等臨時因素的影響。食品安全在地方黨政干部心目中的分量確實越來越重，但與安全生產、經濟發展和社會維穩等工作相比則未必。比如，某些地市食品科的工作人員竟然被安排下去禁燒秸稈，就是因為禁燒追責力度大，造成正常監管工作被擱置。長此以往，監管人員必然會有選擇地開展工作，食品安全監管難度大、責任重，大家很可能都不愿意干，而這在專干專責的食藥監管部門中不會出現。三是釋放食藥監管被弱化的信號，工作氛圍被稀釋沖淡。很多事情就是這樣，“上面松一寸，下面就會松一尺”。改變單獨的食藥監管格局，至少讓人感覺到食藥監管不再被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勢必造成基層監管末梢更加松弛，嚴懲重處的高壓態勢和社會氛圍被稀釋沖淡，而一些食品領域不法分子將會更存僥幸心理，非法牟利的沖動也將更加高漲。

縱觀世界各國，即便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歐美國家，也普遍采用食藥單獨監管的模式。如美國的fda（食品藥品監管局）、英國的fsa（食品標準局）、歐盟的efsa（歐洲食品安全局）等等。也正是因為食品藥品區別于其他產品種類的特殊屬性，各國在監管中都力求專業和獨立。我國目前正處于深化改革攻堅期和經濟社會轉型期，也正是食品藥品安全問題容易突發、高發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關鍵階段，食藥監管更不宜簡單、片面地推給市場，強有力的政府監管將更能確保市場公平有序地運行，這也是中央反復強調食品藥品監管職能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的初衷本意。

“福喜過期肉”事件不是個例也絕非偶然，背后透射出的監管疏漏和改革問題值得深思。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需要時間，甚至要經歷陣痛。但在食品安全問題上，誰又敢說給得了過渡時間，付得起這個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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