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決策層對于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不斷修改與完善，以及對糧食種植結構等方面不斷優化，也使得我國糧食產量長期保持穩定，進一步夯實了我國糧食安全之根本。

本報首席記者 梁文艷報道

俗話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糧食對于一個家庭來說，意味著溫飽，而對于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來說，糧食穩定供應是國家和諧穩定的基石。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的。

2017年，中國農村工作會議也提出，要夯實農業生產能力基礎，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問題。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姜文來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糧食安全是人類健康生存最基本的保障，糧食安全的目標是讓人民能夠有安全保障地吃飽吃好。

糧食安全問題首次提出

糧食不僅是人類的生存之本，更是一個國家的穩定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石。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戰爭、氣候變化等因素，一些主要糧食生產和出口國的糧食產量下降，從而導致了國際市場由供過于求變為供不應求的局面。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一度遭遇短缺，其危機也逐步浮出水面。關注糧食安全已成為各國政要的共識。

時間追溯到1974年，在這一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fao）在世界糧食大會上首次提出了糧食安全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

事實上，糧食安全自被fao提出后，其概念與含義也歷經了多次反復修改與完善。姜文來表示，最新的糧食安全概念同時強調了與產出和貿易相關的供給、與購買能力相關的分配以及營養結構和穩定性等因素，并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與很多政府、研究機構的認可。

對于糧食安全，我國于1992年提出糧食安全的概念，其含義是，能夠有效地解決全體居民以數量充足、結構合理、質量達標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食物。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朱滿德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1994年，萊斯特·布朗提出“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引發了世界范圍廣泛而激烈的討論。兩年后，我國政府發布《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明確提出“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中國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在正常情況下，糧食自給率不低于95%，凈進口量不超過國內消費量的5%。”在過去相當長時期，中國一直奉行這一糧食安全目標。

“從本質上來說，糧食安全就是要求保障每個人都能夠得到糧食用以生存和生活。”姜文來告訴記者，糧食安全的基本內涵包括三方面，首先，糧食供給層級，要有充足的糧食供應，即有效供給；其次，市場消費層級，要有充分獲得糧食的能力，即個人購買足夠糧食的能力；最后，體制機制層級，要有保障糧食供給的途徑和機制，因此，糧食安全涉及糧食生產、流通、儲備和進口調節等多個方面。

從增產增收到保障安全演變

自1978年改革的大門開啟后，我國糧食政策也發生了調整，1979年，我國糧食收購價格提高與雙軌制形成。這也意味著，我國工業發展不再從農業中抽取剩余，農業中的利益結構調整也由此開始。

此時，糧食生產迅速發展，也逐步改變了以往糧食短缺的狀況。朱滿德表示，糧食流通體制也發生了重要變化。1990年，為解決糧食連續豐收后農民“賣糧難”問題，國務院決定建立“收購余糧、穩定生產、豐歉調劑、穩定市場”的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并于1990年底成立了國家糧食儲備局，具體負責糧食行業管理和中央儲備糧的管理工作，主要委托地方糧食部門代管收購糧食。

農業部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江蘇省淮安市洪澤區副區長（掛職）張宗毅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有關糧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不斷演變。改革開放后的農業政策，一直圍繞著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這兩個目標展開的，雖然這兩個目標并不完全具備一致性。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1978年到1985年，中央政府啟動的市場機制在此時間段醞釀。1983年1月，《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就提出了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對農民完成統購派購任務后的產品和非統購派購產品，應當允許多渠道經營。

姜文來告訴記者，之后，國家又規定以糧食為原料的工商企業，除國家計劃供給之外，可以自行采購。這是我國糧食市場機制的醞釀時期，也是糧食管制放松的開始。

隨后的1998年下半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措施即統一收購渠道，按保護價敞開收購，順價銷售，加強糧食企業的自身改革。

“其實，就是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糧食經濟屬性也有了初步體現，此后的幾年時間，糧食喜獲豐收。”姜文來表示，不過，在這個時期，按保護價敞開收購遇到了阻力，保護價格也沒有真正起到保護農民的作用。針對這種情況，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部分糧食品種退出保護價收購范圍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繼續在一定的程度上放開了糧食的收購市場。但由于短期內的政策開放力度較大，糧食產量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

相關數據顯示，2003年的糧食產量較1998年下降15.93%，其中小麥產量8648.8萬噸，產量連續四年下降，為1989年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稻谷產量為16065.56萬噸，產量連續六年下降，為198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00年全國糧食需求缺口為1782.5萬噸，到2003年已經擴大到5555萬噸。

張宗毅告訴記者，從2004年開始，黨中央連續發布了15個以上農業為主題的一號文件，出臺了免除農業稅、給農民“三項”補貼及農機購置補貼，出臺了三大糧食作物托市收購等諸多促進“三農”發展的政策，對糧食增產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特別是三大糧食作物的托市收購政策作用最大。

在中央政策推動下，我國糧食生產自此再次進入上升通道。姜文來給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糧食產量從2003年的4.3億噸增加到2015年的6.21億噸，實現“十二連增”（2016年產量為6.16億噸），糧食產量連續四年（2013-2016）穩定在6億噸以上。

新時期糧食安全的新戰略

曾幾何時，在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人們憑著一張小小的糧票吃飯且限量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若糧食不足，國家在經濟發展等各方面就會受制于人。因此，繼續出臺并保障糧食安全的新戰略也發軔于2013年。

在這一年，一次全新的且高規格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出席，習近平總書記也首次對新時期糧食安全戰略作了系統性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13多億張嘴要吃飯，不吃飯就不能生存，悠悠萬事，吃飯為大，要牢記歷史，在吃飯問題上不能得健忘癥，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

“從歷史來看，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通常利用國際資源作為國內生產的必要補充，但這種補充只限于發揮豐富品種、豐歉調劑和區域平衡的作用。”朱滿德說，如今，我國適度進口國外農產品、合理利用國外農業資源，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農業資源短缺的壓力，對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與主要農產品供給具有重要意義。

朱滿德認為，新型糧食安全戰略，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中國國情的重大決策，是把握國內外環境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是保障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抉擇。

事實上，自2013年，我國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業內權威人士曾表示，自2013年首次突破1.2萬億斤大關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已連續5年站穩這個臺階，預計2018年也會繼續保持增長水平。我們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生產了世界1/4的糧食，養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這是對世界糧食安全的重大貢獻。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我國糧食安全的指導思想逐步發生變革，在我國糧食產量逐步提高、進口渠道不斷穩定的情況下，將糧食綜合自給率控制在90%-95%是可行的，這個數值是保證我國糧食市場供需基本均衡的自給率，能夠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姜文來表示，在總量安全、結構穩定、質量保證、生態友好的基礎上，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我國糧食安全水平，把握歷史新機遇，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改革切入點，能更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決策層對于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不斷修改與完善，以及對糧食種植結構等方面不斷優化，也使得我國糧食產量長期保持穩定，進一步夯實了我國糧食安全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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