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島的海水稻研究發展中心試驗基地即將收割新一批海水稻，并計劃于今年首次在全國五大典型鹽堿地試種。青島海水稻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張國棟表示：“爭取 2018 年能夠拿出不低于一個可以在全國大范圍推廣、經過國家審定的品種。”

海水稻指的是抗鹽堿的水稻品種。通常情況下，水稻被植物學家列為不耐鹽作物。不過，經研究，不同水稻品種之間的耐鹽性差異巨大。由于中國有將近 15 億畝的鹽堿地，開發能夠大規模種植的抗鹽堿水稻品種，一直是中國水稻育種專家的一項任務。

2014 年末，湛江人陳日勝和他發現的“海稻 86”就得到了媒體的關注。據報道，2014 年 11 月，能夠生長在含高鹽分海邊灘涂地的海稻 86 的畝產達到了 300 斤，并得到了當時的農業部海水稻專家組的認定。

此次的青島海水稻研究發展中心常與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聯系在一起。2016 年 10 月的簽約儀式上，袁隆平表示將在 3 年之內，研發出畝產 300 公斤的海水稻。公開報道也指出，袁隆平院士本人每年至少有 3 個月時間在青島做海水稻研究。“海水稻如果擴大到 1 億畝，按最低產量畝產 300 公斤計算，每年可增產 300 億公斤，可以多養活 8000 萬人口，相當于一個湖南省的年糧食總產量。”袁隆平說。

在中國，畝產被賦予了豐富的含義。1958 年，《人民日報》刊發湖北省麻城縣早稻畝產萬斤的報道。袁隆平不斷刷新的水稻畝產紀錄也被視為國力的象征。就連馬云在談及農村的時候，都會說：“袁隆平先生把畝產做到了一千斤，而互聯網要把畝產做到一千美金。”

這一切都會被歸結于糧食安全的問題。袁隆平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從事農業科研的人，要勇于把確保糧食安全這副擔子挑起來。”而張國棟也認為，海水稻對于保障我國乃至世界糧食安全、促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緩解耕地紅線壓力，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聯合國糧農組織對于糧食安全有著明確的定義，“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在社會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和富有營養的食物，以滿足其健康而積極生活的膳食需要。”該定義其實相當嚴格。例如一個國家囤積了許多糧食，但是由于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以至于許多窮人無力購買食物，或者一個國家的食品供應鏈非常單一，僅能夠提供主食，那么這些國家都不能算作是滿足糧食安全的條件。

在中國的語境下，糧食安全的重點被放在谷物和口糧這兩種產品上。與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通過國內生產或進口，可得到充足的優質糧食”不同，中國的糧食安全重點是“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一個國家只有立足糧食基本自給，才能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進而才能掌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大局。”這樣的表述方式很容易將糧食安全與自給自足劃上等號，但兩者其實并非同一個概念。糧食安全是一個目標。從倫理上來講，也是政府必須要向其公民履行的義務。如果政府無法保障公民獲得足夠的食物，那么這個政府本身也就會失去其合法性。

由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不同國家履行糧食安全承諾的能力可能會有差異。發達國家會考慮營養的均衡性，而不發達國家可能就只能喂飽自己的公民。2018 年中國官方數據指出，全國尚有 3000 萬貧困人口，人均 gdp 約合 8582 美元，排在全球第 74 位。但是否應該通過自給自足的方式來實現糧食安全，中國官方長期以來給出的肯定回答，目前正在經受越來越多的質疑。強調自給自足，這樣的口吻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最近，由于美國政府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芯片，國內也漸漸興起一種聲音，認為中國應該掌握芯片生產的核心技術，這樣才不會受制于人。

在糧食安全問題上，中國政府的立場也同樣焦慮于依賴于外部供應的不穩定性。《人民日報》曾刊發報道：“十幾億中國人不能靠買飯吃過日子。否則，一有風吹草動，有錢也買不來糧，就要陷入被動。”布熱津斯基也曾經在其地緣政治著作《大棋局》一書中提到：“糧食依賴進口將給中國經濟資源造成緊張，也使中國更容易受到外部壓力的打擊。”

這樣的擔憂并非毫無根據。2007 年到 2008 年，受到全球糧食減產，大量糧食被用作能源而非食品，人口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全球糧食價格快速上漲，2007 年底一度達到 10 美元每蒲式耳（注：重量單位，相當于 27.2 公斤）以上的歷史高價。全球糧食儲備也陷入低點。

為了應對全球糧食危機，平穩國內的糧食價格，多國政府都限制了糧食的出口。其中中國政府就取消了糧食的出口補貼，并在 2008 年開始對部分糧食產品征收出口關稅。許多受到糧食危機影響的國家，因此抗議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采取的保護措施，認為他們影響了自由貿易，不利于其他國家的安全。

反過來，若非中國在當時完全能夠實現玉米(1767， 5.00， 0.28%)、小麥、大米這三種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自足，那么很有可能中國當時已經在快速上漲的物價會飆升得更快，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不過，中國提出糧食要自給自足，也絕非只是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回應世界提出的中國糧食威脅論。

1994 年，美國人萊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 發表《誰來養活中國》一文。布朗認為，中國不斷增加的人口和水資源匱乏可能令世界糧食資源承受重大壓力。他以中國對于雞蛋(4024， -31.00， -0.76%)的需求為例，“如果中國的母雞每年生產 200 個蛋，中國需要 13 億只母雞來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每年額外的 2400 萬噸的糧食，相當于整個加拿大的糧食出口量。”

作為回應，中國政府在 1996 年發表的《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中指出：“中國進口少量糧食，絕不會對世界糧食安全構成威脅，國際上所謂的‘中國糧食威脅論’是毫無根據的”，“中國立足國內解決糧食問題，只會有利于改善世界糧食安全狀況，增強世界糧食貿易中的穩定因素”。

在這份白皮書中，中國政府提出了今后 20 年的糧食安全方向：“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中國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在正常情況下，糧食自給率不低于 95%，凈進口量不超過國內消費量的 5%。“

要實現糧食增產，滿足不斷增長的中國人口對于糧食的需求，并非只是鼓勵農民多種糧食就可以完成的目標。農業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問題，涉及到土地制度、勞動方式、糧食征購、農業科技等許多不同個方面的問題。袁隆平開發能夠大幅提高畝產的雜交水稻，只是其中之一。

其中，被分析得最多的影響糧食安全的因素就是制度。歷史學家楊奎松在分析 1950 年代的饑荒時認為，“1955 年明明已經發生了嚴重春荒、餓死人和糧食高度緊張、社會極度恐慌的情況，主管經濟和業務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發生與糧食征購之間的因果關系。”非正常死亡人數，從 1953 年的 263 人暴增到 1956 年的 10012 人。經濟學家林毅夫曾經在 2003 年發表關于中國糧食問題的文章：“25 年前（注：1978 年）的農村改革，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替代了集體的生產隊制度，1978 - 84 年間農業的產量年均增長高達 7.7%，農民的收入也獲得了年均 13.4％ 的快速增長。”

隨著制度改革的紅利逐漸消失，促進中國糧食增產的因素也發生了變化。2015 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 12428.7 億斤，連續 12 年完成增長。但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看來，“這個數字提供了一種幻覺和心理安慰。實則，無論是財政代價還是生態代價，它已經超出了我們對糧食安全的定義。”他解釋道，糧食產量的連續增長“是以化肥、農藥等投入增加、農業開發強度瀕臨極限、生態環境犧牲為代價的”。“2013 年中國中重度污染耕地已達到 5000 萬畝左右，耕地污染超標率為 19.4%，超標面積達 3.5 億畝。中國每畝耕地化肥施用量是發達國家的 3 倍左右，化肥單季利用率僅為 30% 左右，低于發達國家 20 個百分點以上。農藥利用率僅為 33% 左右，低于發達國家 20 到 30 個百分點，全國約有 1.4 億畝耕地受農藥污染，土壤自凈能力受到嚴重影響。”

與此同時，也有批評的聲音認為，中國自給自足的糧食政策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貿易保護。它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保障農民的收入，但卻阻礙了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的高效運轉。2007 年，為了鼓勵主產區玉米種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國家出臺玉米臨時收儲制度，即以固定價格收購玉米。為了保障農民利益，玉米收購價格也逐年上升。然而從 2011 年開始，國際市場上的玉米價格開始下跌，從而形成了國際玉米價格低于國內玉米價格的情況。

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國家此時應該轉而采購國際玉米，但這并不符合自給自足的政策。在玉米臨儲制度下，國家繼續收購國內玉米，最終造成價高的國內玉米庫存、產量過剩。到 2015 年國家玉米存量為 2.5 億噸，相當于全國全年糧食產量接近一半，而儲存這些玉米每年的財政支出就達到 630 億元。2016 年，國家取消玉米臨儲制度。玉米開始減產，種植面積減少超過 5000 萬畝，而玉米庫存也已經減少到不足 2 億噸。這一措施被中國官方形容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一種方式，讓市場規律來接管農業的運作。

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黃季焜指出，由于判斷失誤，本世紀初因為太重視糧食安全問題，出臺了一系列不應該出臺的政策。“后來出臺的農業補貼政策以及托市政策，出現了非常負面的影響。”就糧食安全問題而言，黃季焜認為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他認為，必須在全球背景下，而不能在中國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應對食品安全和水土資源安全問題。其研究表明，在未來 15 年里，中國食物自給率下降 4% 到 5%，即下降到 90% 左右，不會對食物安全造成威脅。

事實上，這也是近年來許多學者提出的建議。由于長期以來將糧食安全等同于自給自足，中國的農業政策出現了許多問題。他們認為適當降低中國對于糧食自給率的要求，依賴于全球貿易，可以更好地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許多問題。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在接受《財新》采訪時表示，糧食安全就是供求問題，市場既然能夠調節供求，就能調節糧食安全。中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寧高寧在 2015 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全球的糧食安全解決的唯一方法就是自由貿易。

持有這些觀點的學者通常都會引用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觀點。1981 年，森出版《貧窮和饑荒》，認為饑荒的原因并不是全球糧食產量不足，而是全球糧食分配機制中的不平等。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從 2014/15 年度開始，全球每年的糧食生產量都略高于利用量。全球每年的糧食庫存量都有所上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森的結論為理解全球糧食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盡管全球沒有足夠的糧食，會導致有人遭遇饑荒，但這只是許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個。饑荒是否與糧食供應有關，是需要經過事實調查的。”

2013 年，中國對糧食政策進行了微調。程國強的解讀是，“從保全部轉向保重點：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并第一次把適度進口作為糧食安全戰略的內涵之一，要求更加積極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和農業資源，有效調劑和補充國內糧食供給。”《金融時報》則評價為，中國正在放棄他們對于自給自足在意識形態層面的承諾。

不過，仍然看得出，在政策層面上，農業方面的相關官員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財新》在 2016 年的兩會報道中寫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注：現任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曾表示，中國糧食產量的現有供給中，約有 1000 億斤的糧食是‘無效供給’。但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注：現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在 3 月 7 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說，糧食多了一點，‘是好事’。”

《經濟學人》在評述中國糧食安全時認為：“有些領導人似乎明白實現自給自足這一目標必須更靈活……不過，共產黨向來以扎根農村為榮，不希望在農村引起動蕩。因此，當覺察到國內生產者受到威脅時，政府就繼續為進口產品設置障礙。”堅持自給自足的一方現在可能又多了一個博弈的籌碼。2017 年，中國從美國進口 3285 萬噸大豆(3677， -72.00， -1.92%)，耗資 139.4 億美元。隨著中美貿易戰升級，中國宣布對美國進口大豆加征 25% 關稅。為了彌補大豆缺口，除了轉而從巴西和加拿大進口大豆，東北地區多個省市近日緊急下發文件，要求擴大大豆種植面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李國祥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除了解決過去糧食結構性矛盾，“另一個目的就是降低進口大豆的依賴度，此舉在振興農村經濟方面有長遠意義。”農業農村部今年 5 月發布的數據指出：“預估 2017/18 年度，中國大豆播種面積 7783 千公頃，比上年度增加 8.1%，大豆總產量 1455 萬噸，比上年度增加 12.4%。”放在貿易戰的大環境下，與其說這是農業農村部的預估，倒不如說是必須要達成的目標。

未來，中國糧食要實現自給自足顯然會遇到更大的挑戰。2016 年 12 月，全國糧食產量出現下滑，結束了 12 年連續增長。國家統計局將原因歸咎于糧食播種面積和單產雙雙下降。更深層次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涉及土地制度、勞動方式、糧食征購、農業科技、環境保護等不同層面，并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在制度改革前景尚不明確的情況下，類似于袁隆平開發的海水稻這樣的農業科技就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中國農業大學柯炳生就認為，保障糧食安全，不是靠保護價格，而是要提高中國農業基礎設施水平，依托科技進步。

不過，海水稻也同樣遭遇到質疑。長期從事鹽堿農業研究的學者邢軍武在《中國科技報》刊文，“海水稻聲稱，能夠實現在 15 億畝鹽堿地種水稻，從而多養活 2 億人的宏偉藍圖。這說明他們并不清楚鹽堿地的成因是因為干旱缺水。事實上，如果有水，廣大的鹽堿地區早就種上了水稻。”公開報道中袁隆平的海水稻是接受鹽度為千分之六的水的灌溉。而邢軍武認為，這只是“勾兌了一點點海水的微咸水或咸水灌溉”，“但所謂‘半海水’的含鹽量至少應為千分之十五以上”。廣東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王豐則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但現在還有很多良田沒有去耕好，又會有多少人會去種條件不太好的鹽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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