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北京通州法院對該院近年來受理的消費者維權案件進行通報。統計顯示，起訴十倍賠償案件主要集中在普通食品，主要理由為標簽、說明書存在瑕疵。此外，“知假買假”行為較為普遍并日趨向團體化、商業化、集團化方向發展，有打假團隊僅2015年至2017年在通州法院就提起訴訟61次。通州法院表示，該院擬對“知假買假”行為展開進一步調研。

十倍賠償集中在食品

據通州法院民四庭副庭長晉怡法官介紹，近年來，該院受理的消費者維權案件數量逐年遞增。2016年至2017年，消費者維權案件的訴訟請求主要是主張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要求三倍賠償和主張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要求十倍賠償。

原告同一主體多次訴訟的情況較為明顯。2016年至2017年起訴6至10次的原告11人，起訴11至20次的原告6人，起訴21至30次的原告4人，起訴31次以上的原告1人。網絡平臺與網絡店鋪經營者作為被告的案件數量最多，其次為大型購物超市和商場。

“知假買假”較為普遍

審理中發現，“知假買假”行為較為普遍，有的購買者以向經營者索賠為職業，甚至在庭審中直接聲稱購買目的就是為了索賠。

他們通常購買后直接到商家柜臺或電話聯系經營者索要賠償，如對方不予賠償或賠償金額達不到要求便揚言訴至法院或向食藥部門、工商部門舉報。起訴后，購買人有時會拒絕調解，目的是在法院出具判決書后，可以依據判決書向食藥部門或工商部門舉報，食藥部門、工商部門會對舉報人設置一定的金錢獎勵，取得更多利益。

此外，“知假買假”已由過去的“單打獨斗”日趨向團體化、商業化、集團化方向發展。比如有人負責購買，有人負責訴訟，有人專門研究相關法律法規和國標，甚至有專業律師負責出庭。

比如，以張某為首的以索賠為目的的組織，成員均來自同一城市，同鄉及親友共同組成打假團隊，該團隊僅2015年至2017年在通州法院就提起訴訟61次。還有的是以家庭成員為單位進行購買，以方某夫婦為例，其在2015年至2017年在通州法院訴訟25次。

“知假買假”選擇對象

對于“知假買假”者而言，賠償能力強的經營者是其主要打擊對象，對于批發市場、農貿市場以及小商販的經營行為則不會關注。

張某團隊在北京各大超市購買某品牌中老年奶粉300多件，金額高達二十余萬元，后以奶粉中添加的食品添加劑不符合國家標準為由主張十倍賠償金額高達200余萬元。方某夫婦在北京各大超市購買含有橄欖油成分的食用調和油，金額高達十幾萬元，后以食用油標簽對于橄欖油進行強調卻未按照預包裝食品標簽通則規定標注橄欖油的具體含量為由主張十倍賠償，主張賠償的金額高達一百余萬元。

晉怡法官表示，一般情況下，經營者或生產廠商考慮到其名譽或訴訟成本，會與原告協商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款。但職業打假者購買數額過大且索賠數額過高，很多經營者或廠商基于成本考慮而不同意協商解決，加大了法院調解的難度。

將限制牟利性打假

據介紹，2017年5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出具法辦函，對于人大代表提出的關于引導和規范職業打假人的建議進行了答復，認為考慮到食藥安全的特殊性及現有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具體情況，可以考慮在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并將根據實際情況，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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