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對美國通脹形成的壓力更大

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正面臨全面升級之勢，這無疑是今年中國和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而普通老百姓未來的最直接感受可能是加征關稅后，商品價格上漲所帶來的通脹壓力。那么，一旦貿易戰全面升級，中美兩國居民感受到的通脹壓力到底有多大呢？

如貿易戰升級，中國將有多大通脹？

我國商務部4月4日發布了針對美國貿易戰的反制措施，將對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106項、價值500億美元的、原產于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關稅25%。

從106項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看，對cpi影響最為直接的商品有大豆、牛肉、煙酒、塑料、化工制品、塑料橡膠等制品。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大豆——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3285萬噸，占中國進口總量的34.4%，占美國出口總量的62.1%。在其他產品領域，要么是中國貿易依存度較低，國內自給率水平較高，要么進口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較低，傳導到消費終端價格的可能性不大。

從貿易依存度看，由于我國國內大豆需求高度依賴進口，進口量占消費量比重高達85%以上，對美國大豆加征關稅將對我國大豆及下游產品價格產生極大影響，進而對cpi形成一定的壓力。根據平安證券研究結果，大豆價格上漲將通過豆制品、食用油和飼料三個渠道對cpi形成壓力。

首先，在豆制品方面，我國城鎮居民“干豆及豆制品”消費在食品消費中占比在1.2%左右，而食品煙酒類在cpi中占比31.98%，假設大豆漲價25%，豆制品將可能帶動cpi上升0.096個百分點。

其次，在食用油方面，大豆油占我國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費大約為42%，而食用油在cpi中占比0.86%，一旦大豆價格上漲25%，通過食用油價格上漲帶動cpi上升0.09個百分點。

最后，在飼料消耗方面，豆粕在精飼料原料成本中占比大約為25%，而2017年農產品成本收益數據顯示，生豬、肉牛、肉羊、肉雞、蛋雞、奶牛精飼料費用在生產成本中占比分別為44%、14%、13%、69%、66%、44%，豬肉、牛肉、羊肉、雞肉、蛋、奶在cpi中占比分別為2.49%、0.59%、0.64%、0.48%、0.60%、1.37%。綜合計算后，一旦大豆漲價25%，將通過飼料價格上漲帶動cpi上升大約0.16個百分點。

可見，全國大豆價格按照25%漲幅，將拉動cpi上升大約0.35個百分點。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當前我國大豆庫消比創近年來新低，2018年全年預計為4.21。同時，美國進口大豆兩大主要替代國巴西（占我國大豆進口46%）和阿根廷（占我國大豆進口5%）的大豆產量已經達到極限（參見下圖），加上今年南美地區嚴重干旱，大豆減產將成為大概率事件。因此，在這些內外背景下，對美國大豆加征關稅必然會對國內大豆價格走勢形成明顯沖擊，進而對cpi形成壓力。

不過，根據統計局4月11日公布的數據，3月份我國cpi和ppi漲幅雙雙回落，其中cpi同比上漲2.1%，較2月回落0.8個百分點，可見春節因素對cpi的季節性影響已恢復常態。因此，在當前我國食品價格持續低迷、通脹壓力不大的宏觀環境下，大豆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依然可控。

中美貿易戰對美國通脹形成的壓力更大

反觀美國，如果中美貿易爭端由局部的貿易摩擦向全面貿易戰升級，甚至如果出現環球時報所說的“即使中美貿易歸零，中國也不會后退”的極端情況，美國普通居民感受到的通脹壓力將是全面而巨大的，具體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中國商品在美國居民日用消費品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大家對2006年美國記者莎拉·邦焦爾尼出版的暢銷書《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可能并不陌生，書中莎拉一家從抵制中國制造，到認識到沒有中國制造難以生活的事實，最終放棄了堅持不用中國制造的行為。

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盡管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進入美國市場，但在美國居民日用消費品市場中，“中國制造”并沒有大規模退出美國市場，相反仍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勢頭。

以三大類最典型的日用消費品——紡織服裝、皮革箱包、雜項制品（主要有家具、玩具）為例，2009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三大類商品分別為246億美元、38.3億美元和237億美元，2017年上升到425億美元、69.3億美元和520億美元，增幅均在一倍左右。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由2208億美元增長到4297億美元，漲幅（94.6%）也接近一倍，二者保持了大致同步的漲幅。相反，美國在同期的進口額由1.56萬億美元上升到2.34萬億美元，增幅僅為50%左右。由此可見，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持續攀升，這其中包括上述三大類日用消費品。

第二，過去二十年，中國對美消費品出口是美國低通脹的原因之一。在投行分析師和經濟研究界，過去十多年里始終存在著一種聲音：中國對全球出口日用消費品，是各國央行實行史無前例寬松貨幣政策而沒有形成顯著通脹壓力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國的日用消費品和工業品產能過剩，壓低了全球通脹水平。盡管許多學者并不認可這一看法，但仍不能否認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同樣以中國對美紡織服裝出口為例，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紡織服裝出口快速增長，但中國服裝產品出口整體價格指數卻始終穩中趨降。由此可見，中國紡織服裝出口價格滯漲或許是美國cpi中服裝類價格漲幅長期低于美國cpi整體漲幅的重要原因（參見下圖）。

第三，歷史上美國發動對日本、德國貿易戰，也曾是通脹的原因之一。上世紀60-80年代，美國與日本、德國也曾發生曠日持久的貿易戰，特別是美國和日本之間，出現了六個回合的貿易摩擦：1968-1972年關于紡織品，1976-1977年關于彩色電視機，1976-1978年關于鋼鐵，1979-1981年關于小汽車，1985年關于匯率，1987-1991年關于半導體。最后以美國征收高額關稅、日本“自動出口限制”和日元大幅升值而結束。但是，美國從中得到的好處并不如預期的那么大，特別是在貿易戰前期（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的泥潭（參見下圖），雖然其主要原因是國際油價暴漲，但美國頻繁發動貿易戰，也是其通脹進一步惡化的原因之一。

當前，美國經濟通脹水平穩步回升。無論是cpi指數還是美聯儲高度關注的個人消費支出（pce）指數，2017年以來都有明顯的回升。今年3月cpi同比漲幅為2.4%（參見下圖），連續突破美聯儲2%的預期目標值，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也在各種場合暗示美聯儲加息幅度和節奏將可能提升。在此背景下，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勢必進一步推升美國經濟的通脹壓力。

綜合來看，僅就兩國老百姓實實在在的感受來說，由于“中國制造”在美國居民日用消費品中依然是無處不在，中美全面貿易戰對美國老百姓形成的通脹壓力，要遠遠高于對中國老百姓形成的通脹壓力。僅就通脹影響而言，特朗普挑起的中美全面貿易戰，真有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

以上是網絡信息轉載，信息真實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