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食物盡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糾錯能力。對于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

50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許多母親都發(fā)現，自己的嬰兒變得無精打采，伴隨著腹瀉、發(fā)燒、吐奶、皮膚發(fā)黑等癥狀。經過調查，家長們發(fā)現了禍源：這些嬰兒喝的奶粉，而這些奶粉都是日本乳業(yè)龍頭森永公司生產的。

原來，當時森永集團在加工奶粉過程中通常會使用磷酸鈉作為乳質穩(wěn)定劑，而其在德島的加工廠使用的劣質磷酸鈉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稱的砒霜，這會對嬰兒造成神經、內臟的嚴重受損。在事件公開之前，已有22名喝了毒奶粉的嬰兒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嬰兒達到了130名。

事件發(fā)生后，受害者家長們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國協(xié)會”（簡稱全協(xié)），岡崎哲夫被推舉為負責人，他的女兒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協(xié)就賠償和善后問題同森永公司展開談判。也許誰都想不到，這將是一場長達10余年的艱難歷程。對于森永這樣的大企業(yè)，當時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態(tài)度。

在這種環(huán)境下，民間力量的覺醒，成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關鍵因素。

峰回路轉

1966年，曙光初現。由于對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問題擔憂，日本岡山縣成立了“岡山藥害對策協(xié)會”，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岡崎哲夫等幾位家長馬上找上門來。在他們的推動下，岡山縣對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兒童進行了身體檢查。結果顯示，這些受害兒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遺癥。隨即，大阪大學的丸山教授開始追蹤調查，1968年，他發(fā)表了著名的“丸山報告”，證實了毒奶粉與后遺癥之間的關系，引起了軒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頒布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這意味著日本開始從發(fā)展主義的冷酷中轉過身來，將重心轉移到對消費者的保護上。

一場遲到了多年的審判結果在1973年到來。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終審判決森永有罪，該公司2名工作人員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長提出的賠償協(xié)議，對“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終身照顧。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過10億日元以上的巨額資金，用于對受害者的健康賠償和生活照料上。

同時，推動正義到來的民間力量，還提供了一條獲取食品的新路徑。

超強糾錯

鑒于“毒奶粉”事件，1976年日本成立了民間組織“四葉草合作聯(lián)盟”，這是目前日本關西最大的一個有機食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絡，有4萬成員。加入這個聯(lián)盟的商戶，基本都是無力與大企業(yè)進行競爭的散戶、中小企業(yè)，運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為：農戶和消費者通過申請成為該聯(lián)盟會員，聯(lián)盟旗下的農場負責收取附近農民會員產品，自己也生產少部分，檢驗合格后，通過配送中心直接投遞到消費者家中。它實現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對接。

“消費者隨時可以造訪任何一個生產者，了解這個生產的過程，甚至可以帶著專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產品測驗。”潘杰說。即便出現了狀況，消費者也能輕易地追溯到責任人。一旦成了這個網絡的會員，也就意味著，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產品，你可以完全拋開它，自己決定購買來自哪一個牧場的牛奶。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些組織的相互聯(lián)系、協(xié)作越來越多。他們的聲音對日本政府的立法顯然有著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2001年，日本發(fā)生“瘋牛病”事件，民間強烈的聲討，迫使日本政府頒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農林物資規(guī)格化和質量表示標準法規(guī)》。可以說，日本的食物盡管不能說沒有安全問題，但有著他人難以企及的糾錯能力。

對于岡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來說，這樣的局面，可謂庶民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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