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支付贖金，有理有據

若支付贖金，則是對下一次綁架行為的催化，助長惡行

綁票是匪類生財的古老門徑，恐怖組織、叛軍、土匪、黑幫，以及零星的見財起意的人，無論犯罪智商有多低，都很容易想起這樁“買賣”。這其中最敏感的話題，就屬贖金支付。這次，據馬來西亞媒體《星報》報道，馬來內政部長表示，“我們已經收到綁匪發來的關于贖金的消息，他要求5億比索（約合人民幣7000萬元），這是針對中國游客的，綁匪尚未對菲律賓人質提出贖金要求。”

創立于1992年的阿布沙耶夫組織，早期希望通過武裝斗爭在菲南部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但該組織在前任頭目哈達菲·詹賈拉尼的領導下，成功蛻變為一個以制造綁架和爆炸事件為生的恐怖組織。據菲警方去年公布的一份報告，阿布沙耶夫武裝自成立以來，已通過綁架行為成功勒索3100萬美元的贖金。

要知道，一些發達國家，對外宣稱的原則，都是反對支付贖金。據路透社去年12月3日報道，英國向聯合國安理會遞交了一份決議草案，呼吁國際社會停止向極端組織支付綁架贖金，“近年來，恐怖主義組織，已經將綁架當做了一種工具，勒索的金額數量也越來越高，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達成一致，不繼續向極端恐怖主義組織支付綁架贖金。”2009年，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羅斯瑪麗·迪卡洛，就呼吁各國拒絕向海盜支付贖金，迪卡洛指出，各方應該采取堅決的不妥協政策，因為向海盜讓步、支付贖金只會讓他們繼續頂風作案：“我們擔心近來支付贖金的行為是讓海盜活動增多的原因。”

綁架人質——索要贖金——贖金得手——醞釀下一次綁架，這種惡性循環的模式，是反對支付贖金的最重要理由。菲律賓公民反犯罪組織發言人洪玉華認為，綁架贖金已成為支撐阿布沙耶夫武裝的重要資金來源，而該組織綁架勒索行為的一再得逞，導致菲國在過去10年內又滋生了一批綁架團體。

基于這個邏輯，甚至有些國家出臺法律，禁止向綁匪支付贖金。新加坡《綁架法案》中就規定，支付贖金贖回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有罪，應處7年以下監禁并處罰金。

贖金被用于資助恐怖組織，這也讓國際社會不可接受

如果綁匪索要贖金成功，對綁架者而言自然是嘗到了甜頭，會繼續實施綁架，同時，收到的贖金也可能被用來資助恐怖組織、個人，這更為國際社會不能接受。2002年至2005年擔任美國駐馬里大使的赫德爾斯頓，在接受《經濟學人》的專訪時表示，法國2010年在前殖民地尼日爾，為拯救在一個鈾礦場遭綁架的法國人質，曾支付1700萬美元贖金。赫德爾斯頓說，這些錢最終被用來資助基地組織北非分支。

據去年11月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公布的最新報告《海盜行蹤》顯示，活躍在非洲之角附近海域的海盜，過去7年勒索了逾4億美元贖金。贖金被用于各種形式的犯罪，包括販賣人口、軍火走私、毒品交易，還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資助恐怖組織“索馬里青年黨”。

而對于自身就是恐怖組織的綁架者，贖金被用于資助恐怖組織自是當然。2000年，菲律賓霍洛島駐軍司令托蘭帝諾上校稱，阿布沙耶夫正在用它所獲得的巨額贖金來招兵買馬。他說，自從阿布沙耶夫組織2000年4月綁架21名人質以來，該組織的人數已達到了3000人，而據當地安全部門的消息，許多當地的武裝組織為了獲得4萬至十萬比索的看管人質賞金，而紛紛投奔阿布沙耶夫。

贖金的支付往往要依靠線人，而線人很多不靠譜

2012年1月28日和1月31日，短短4天里，非洲大地接連傳出兩起中國員工被劫持事件。其中在埃及西奈半島所發生的一起，25名被當地貝都因斯瓦爾克部落劫持的中資水泥廠工人在一天后成功脫險，但營救細節并未披露；而在蘇丹南科爾多凡州被反政府武裝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北方局）劫持的29名中水電七局員工，在被劫持11天后才被釋放，而此前失蹤的一名中國員工被發現頭部中彈。

非洲問題研究員陶短房認為，中國企業、個人愛走“上層路線”，有遇事喜好用錢擺平的習慣，往往被各種叵測勢力所利用，造成更多不必要損失。一些中間人、“線人”利用中國企業、家屬急于救人的心態，渲染“綁匪開價”，隱瞞對方真實意圖，結果有時對方并未索要贖金或索要很少，“苦主”卻付出天價，有時中間人根本不認識綁匪、甚至不知綁匪是誰，卷走贖金便人間蒸發，留下苦苦期盼的被綁架者家屬，不僅浪費金錢和感情，嚴重時還會耽誤營救，危及人質安全。當然，此案中并不存在這樣的情況，據媒體報道，這次的贖金信息是綁匪自己發布的。

支持支付贖金，也順理成章

“至少先救下眼前被綁架的人”

從4月2日到昨天4月10日，經過了長達9天時間的考慮，綁匪提出了一個似乎醞釀很久的大數額贖金，也讓很多人尤其是被擄人員的家人松了一口氣，因為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既然綁匪提出了贖金要求，那也意味他們還未到達喪失理性的地步，人質的安全也就暫時得到了保障。

被劫持的女孩

在文明社會，人的價值最高；在解決綁架危機中，又是“人質安全第一”。雖然我們知道支付贖金就是縱容犯罪，但我們可以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本可挽救的生命就這樣流逝？凡事要分輕重緩急，以后發生的綁架案至少是“緩”，而當前救下這個人，則是“急”、“重”。

從過往慣例看，要么武力解決，要么支付贖金，此案武力解決希望不大

從以往的海外被綁架案來看，能不付贖金又兵不血刃的救人案例，少之又少。

相較于斡旋談判或付贖金了事的方式，以色列習慣采用更強硬直接的方法——武力解救人質。1976年6月，一架由以色列特拉維夫飛往法國巴黎的法航飛機，被劫持至烏干達恩德培機場，劫匪要求釋放在押的恐怖襲擊嫌疑犯，交換機上的以色列乘客。經過數天外交努力無果后，以派出百余名突擊隊員，連夜超低空飛行4000公里抵達恩德培機場展開營救，成功救出102名人質。劫匪被全部擊斃，45名烏干達士兵在交火中身亡，而以方只有4名人質和一名突擊隊員身亡。從突擊隊抵達機場到帶人質離開，整個行動只用了53分鐘。

烏干達恩德培機場

但這么豪華的戰役確實不多，不要忘了，營救作戰的高風險是無法回避的。2010年9月，由駐阿富汗美軍組織的突擊營救行動就以失敗告終，綁架者引爆自殺裝置，被綁架的女人質當場身亡。而此次案件的發生地沙巴州，地理位置不利于人質的解救，事發海域水很淺，大船通行困難，而武裝分子使用的小快艇則比較方便，逃脫也會很快。況且，此前阿布沙耶夫在馬來西亞制造的綁架案中，沒有靠武力解決的先例。

綁架案要弄清綁匪真實意圖，只為求財，支付贖金往往能保障人質安全

綁匪的性質不同，動機各異，有些具有強烈的傷害性、侵略性，有些則“求財不求命”，有的既不求財，也不求命，而是有其它特殊訴求。

這一次的綁匪，是沖入酒店進行的綁架，主要選擇外國人，比較隨機，政治目的不強，這種情況下，如果支付贖金，一般綁匪會按照承諾釋放人質。而在2000年該組織綁架21人的轟動案件中，除了要求支付贖金，還提出了其他要求，要求美國釋放幾名要犯來交換人質，其中包括因制造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案而被判終身監禁的恐怖分子優素福，以及阿卜杜勒－拉赫曼·奧馬爾和阿布·海德爾。海德爾據說是阿布沙耶夫武裝頭目的老師。這些要求美國自然不會答應，隨后雙方又在贖金上糾纏。

美國歷屆政府都堅守一個慣例———絕不向綁匪低頭。但為了保障人質安全，對于沒有政治目的的綁架，甚至美國也會動搖。

2002年1月，美國《華爾街日報》資深記者丹尼爾·珀爾在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遭綁架后被撕票。消息傳出后，舉國大嘩，憤怒的美國民眾責罵政府無能。在強大的壓力下，美國政府“不交贖金”的政策動搖了，對于只要贖金，沒有其他要求的綁匪，不一定完全不考慮支付贖金的可能。當時阿布沙耶夫手中還扣著一對美國人質（2001年5月被綁架的伯納姆夫婦），如果再遭撕票，美國政府將面臨空前指責，終于，持“交贖金”觀點的一派占了上風。于是，美政府首次為綁匪撥出一筆款。

面對這種糾結，如何解救人質呢？

以2000年阿布薩耶夫綁架21人的案例看，找到一個能斡旋的中間組織尤為重要

一方面，以政府的名義支付贖金，等于官方支持了綁架行為，同時也讓政府面子上下不來，但也確實存在不得不支付贖金的情況存在，面對這種情況，這錢到底是給還是不給呢？

有一個案例可以拿來參考。2000年，菲律賓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裝于4月23日晚，摸黑登上馬來西亞的潛水勝地西巴丹島，劫持了包括西方人在內的21名人質，并把他們用船押解到菲律賓南部貧困荒涼的霍洛島。綁架事件發生后，阿布沙耶夫武裝一開始就提出了釋放人質的要求，要以每個人質100萬美元的價錢贖回人質。

人質危機發生后，菲律賓政府態度強硬，表示決不向阿布沙耶夫武裝支付贖金，并迅速派遣軍隊前往霍洛島，準備用武力解救人質。此時，歐盟國家，特別是人質所屬國德國、法國和芬蘭強烈要求菲律賓政府保障人質安全，不要使用武力解救人質。這讓菲律賓政府幾乎一籌莫展。情況就是，人質危在旦夕，菲律賓不肯支付贖金，人質所在國也不肯出面支付贖金，也不允許菲強制解救人質。

這個時候，八竿子打不著的利比亞站了出來。利比亞駐菲律賓前大使表示愿意為11名西方人質支付每人一百萬美元的贖金，最終，來自利比亞的一個私人基金會（會長是卡扎菲兒子）贊助了1千萬美元的贖金，同時菲律賓前總統埃斯特拉達，還向一些有錢的朋友借了100萬美元，加上利比亞掏的1千萬美元，湊足了總計1千1百萬美元贖金，人質釋放。

本來，整個人質危機與遠在萬里之外的利比亞，是沒有什么直接關系的。那么為什么會和利比亞產生關系？法國《解放報》指出，利比亞愿意而且能夠擔當調解人，首要條件是利比亞與這些菲律賓反政府武裝關系頗深。其次，眾所周知，在洛克比空難之后，利比亞背上了“搞恐怖活動”的罪名，在國際上遭到了制裁。卡扎菲希望通過斡旋釋放人質，樹立一個新形象，結束利比亞多年來受孤立的狀態。

但“世間再無卡扎菲”，商業公司可以幫上忙

如果必須用支付贖金的方式解救人質，政府又不想出面，又找不到類似“卡扎菲基金會”這樣肯出面斡旋的組織，商業組織就成了唯一選擇。

美國芝加哥緊急情況回應與研究協會，就是這樣一家安全顧問公司。該公司負責人克拉克·斯達藤認為他們這種公司出現的原因是：“極端主義者必須籌措資金搞他們的活動，為此他們去綁架、然后勒索贖金。” 最近10年來，一些石油、礦業公司的駐外工作人員越來越多地成為綁架者的下手對象。這時如果有人能作為中間人，起到商討贖金又保護人質的作用，這些大公司則求之不得；如果不是公司外派員工遭綁架，而是例如個人旅行者，他們公司也可以找機構代為募捐資金，一般很多人愿意為這樣的事慷慨解囊。

但是，不少政府對這樣的公司持否定態度。美國政府認為類似“綁架顧問”向客戶收取的費用與贖金性質相當，這樣更會助長恐怖組織的氣焰。而“綁架顧問” 的客戶——被綁架者家屬，特別是當綁匪們表示要“撕票”時，唯一的選擇就是付錢給他們，爭取人質重獲自由。2000年10月12日厄瓜多爾發生的10名外國人被綁架案中，就有一個美國人被殺害。之后，除了兩名法國人自己逃離虎口外，其他幾名人質最終獲釋。據稱，他們得以重見天日，是因為在人質親屬的要求下，人質們工作的西班牙石油公司，為他們支付了1300萬美元的贖金，“如果不是綁架顧問的幫助，贖金可能不止于此。”

結語：在人質救援中，首要準則就是“人質安全第一”，為了人質安全，可能很多其他考慮都得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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