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它們敲碎后，海關人員嚇了一大跳，788包海洛因。

一批普通的大理石，分裝在兩個大集裝箱內，由南亞某港口出發，從黃埔海關入境，儀器檢測不出異樣，緝毒犬也沒有任何反應。但把它們敲碎后，海關人員嚇了一大跳，788包海洛因。

以此為線索，中國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拉開序幕，黃埔海關又查獲了多起販毒案，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海關一名副處長假扮搬運工臥底到毒販倉庫。

被命名為“109”系列特大毒品專案中，一共查獲1噸多海洛因，數量足以擺滿整整一個籃球場。

這些海洛因均由境外運進中國，隱藏在大理石、亮石、木板等貨物中。大毒梟在公海或境外與買家進行交易，并遙控指揮在中國的外籍馬仔出貨。馬仔只負責取貨、交貨，并不收錢。毒品在中國也只是中轉，最終目的地是歐美國家。

該系列毒品案由廣州市檢察院提起公訴，12名被告人均來自南亞和非洲，目前，公訴和審判基本完結。

在“國際禁毒日”前夕，南都記者采訪了廣州市檢察院辦理該案的檢察官，詳盡了解了該系列案的辦案過程。

昨日，廣州市檢察院也召開發布會，介紹了近三年毒品犯罪的特點：廣州出現了毒品種類增多、外國人毒品犯罪增多等特征。從2013年至2015年5月，廣州檢察系統共起訴了7504名涉及毒品案的被告人，平均每月約有259人因涉毒被起訴。

大理石藏毒，緝毒犬聞不出

案件緣于一個電話，2009年10月9日下午，黃埔海關緝私部門接到廣州市公安局毒偵支隊的電話，希望能協查一家公司的進口貨物情況。黃埔海關查詢發現，需要查詢的甲公司在最近沒有進出口紀錄。

事情本可到此為止。

但海關聯想到，那段時間“金新月”地區(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交界處)毒品走私猖獗，也許還有深挖下去的必要。

很快，海關辦案人員發現，甲公司的業務經理最近與境外聯系頻繁，都是商談大理石進口。從黃埔海關進口大理石，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懷疑的事，毗鄰廣州的佛山地區盛產大理石，何必舍近求遠？

辦案人員開始海量篩選信息，乙公司進入海關人員的視野，乙公司與甲公司是兩塊牌子，實系一套人馬。而乙公司最近在為一批境外大理石報關。

4天后，乙公司的兩大集裝箱大理石面臨檢查。這批大理石并不十分高檔，是否有必要進口？

然而，首先上陣的檢測儀器沒有發出警報，海關人員又牽來緝毒犬，這些有靈性的家伙也沒有出現任何異常反應。

前期的情報顯示，這批貨是值得懷疑的。海關人員對3000塊大理石用手逐一敲磕，有的聲音厚實，有的則發出“空空”聲。后者用手電筒透照，里面有成片陰影，砸開后，露出的是一包包封存好的黃色粉末。

煞費苦心的偽裝，毒販將50厘米乘50厘米的大理石磚以三明治狀分層，利用專業設備挖空中間層，將袋裝的海洛因放進去，再加蓋、封膠、打磨，使其外觀與普通大理石無兩樣。這些特殊的大理石與普通大理石混裝封箱，特殊的箱子又混雜在幾百個進關的箱子中。

近3000塊大理石，只有約40塊藏有毒品，需一一人工辨識。當所有毒品被找出后，海關人員都有些吃驚，一是從未遇到過這種走私毒品的辦法，二是數量太大：有788包，共318.35公斤。隨后根據擴線偵查，在另一個藏毒倉庫里查出226.93公斤毒品。

發現線索的日期為2009年10月9日，所以該案被命名為“10·09”案，此案共查獲毒品545.28公斤。

大毒梟公海談價，馬仔入境交易

由于“10·09”案中查獲了大量海洛因，2009年10月13日在海關總署的批示下，黃埔海關展開專項行動，對來自敏感地區的貨物嚴格檢查。隨后在白云區、越秀區和深圳等地發現幾個倉庫里有夾雜毒品的大理石。其后，被命名為“10·13”案的毒品案中，查獲306.58公斤海洛因。

被告人扎某就是該案中落網的毒販之一。2009年下半年，在南亞某國，外籍毒販玉某找到扎某，讓他去趟廣州，將藏在貨物里的毒品取出來交給其他人。走一趟，40萬盧比，大約相當于6000多美元，若非販毒，扎某可能要好幾年才能賺到這筆錢，有8個孩子需要撫養的扎某同意了。

與他同行的是外籍毒販米某，米某到廣州取過一次毒品，比較熟悉情況，加上會一些英語，所以玉某交待，扎某在廣州的一舉一動都聽從米某的。

同年8月27日，扎某和米某來到廣州白云區西槎路的一間倉庫，從幾百個木箱里挑出40個藏有毒品的木箱，這些木箱里都有一塊藏毒的大理石。隨后兩人將40個大箱子運往荔灣區一間倉庫，敲開大理石取出毒品。

毒品被裝進20個事先準備好的電話機盒里，做上標記，隱藏在倉庫的一堆箱子和盒子中。幾天后，在境外的玉某發出指令，扎某和米某到荔灣的倉庫取出25包海洛因，到越秀區一家酒店交給一名外籍人員。當場沒有收錢，因為交易費用直接由買方和境外的玉某商談。

由于扎某和米某的簽證即將到期，兩人返回本國，扎某成功完成了一趟任務。

約兩個月后，2009年10月24日，扎某再次來到廣州，他的任務是查看白云和荔灣兩個倉庫的貨物情況。這次，他被中國海關抓獲了。

扎某只負責取貨，并不知曉貨從哪里來，如何運送到倉庫，買家是何人。據了解，這是這個販毒集團的慣用手法，每人一般只做一項任務，下一步該如何進行，都需等待境外毒梟的電話。

他們一般的流程是，委托不知情中國境內公司正常報關，夾藏毒品的貨物報關進口后，接貨人往往是販毒集團的核心成員。接貨后，次核心成員入境，接頭熟悉情況后，核心成員出境。次核心成員負責將貨物運到倉庫，此時，像扎某這樣的馬仔入境，接頭熟悉情況后，次核心成員出境。馬仔則根據境外毒梟的指令，敲石取毒、轉運毒品、供貨給買家等。真正的金錢交易都由大毒梟在境外或公海完成。

該系列毒品案的主訴檢察官王銀梅感嘆：“兩個大毒販在公海談好價，分別給自己的馬仔打電話，馬仔交貨、收獲，以前覺得好像只是電影情節，辦了這個案子才知道，真是這樣的。”

這種以梯度替代的方式販毒，層層剝離了販毒集團核心成員，這種情況下，系列案中落網的被告人都算不上“重量級”，這也讓辦案人員覺得遺憾。

將敲開的毒品復原，臥底釣大魚

同年11月10日，黃埔海關又發現一票存在藏毒嫌疑的貨物，是為“11·10”案。

從南亞某港口發出了一票“亮石”，大費周折地迂回到香港中轉，然后由來往港澳小型船舶承運進入黃埔港口。亮石的材質低劣，且主要產地在中國。據黃埔海關的記錄，從2006年就只有出口沒有進口。一切都不像是正常生意。

果然，海關人員帶著緝毒犬在亮石中發現了海洛因。希望能釣上大魚，海關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將已敲開的亮石全票復原，暫不清點毒品數量，不動聲色地放行。

販毒集團委托國內一家公司將大批亮石搬到了順德一家倉庫。此后一個多月時間里，沒人來查看這批貨物。這符合毒販的習慣，并不急于收貨，觀察清楚才行動。但黃埔海關方面坦言，這一個多月的等待時間里，無論是現場民警還是指揮部都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辦案人員判斷，即便毒販露面，也不太可能在這間倉庫交易，毒販肯定還要轉移貨物。于是，海關布了兩顆棋子，一是在倉庫里安裝攝像頭，二是讓一名辦案人員偽裝成搬運工在附近“找活”。

黃埔海關一名副處長自薦，因為“長得比較樸素”。他找了一套舊衣物、一雙舊解放鞋，混在倉庫附近的搬運工隊伍里。事實上，其它搬運工都沒有懷疑他的身份，只是覺得多了一個競爭者。

2009年12月20日，一名毒販終于露面，請了幾名搬運工搬貨，這名副處長成功地“搶”到了一個名額。

幾百袋亮石，毒販卻只挑選其中的幾十袋搬走。“臥底”副處長發現，搬走的袋子上都記有編號。

隨后又來了4名毒販，幾人押送著貨車返回廣州。一路上貨車四處行駛，似無固定目的地。繞來繞去兩三個小時，毒販終于將貨物送到白云區一間倉庫。

緝毒人員早已根據海關“臥底”副處長的情報在此等待，在毒販們開袋取貨時實施抓捕。

“11·10”案中，共查獲52 .5公斤海洛因，抓捕4名嫌疑人。

毒品本將銷往歐美，可賣3億多元

至此，“10·09”案、“10·13”案、“11·10”案，加上另一起在碼頭上查獲127.5公斤海洛因的“12·01”案，4件案子被內部合成為“109”系列特大毒品案，共查獲毒品約1032公斤，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海洛因走私案。

據廣州市檢察院檢察官王銀梅介紹，這些毒品其實并不是要在中國銷售，而是以中國為中轉站，銷往歐美國家。“海洛因黑市價一般300元一克，一噸多海洛因如果全被他們賣出去，就是3億多元。”

上述的一系列案件，都由廣州市檢察院提起公訴。在黃埔海關偵查階段，市檢察院派了3名檢察官提前介入，以便對黃埔海關辦案人員提出針對性意見，包括程序合法性、取證的角度等。

這些案子一辦就是五年多，“我辦案20多年，從沒經歷過這么長時間的案子。”主訴檢察官王銀梅說，頭兩個月里，市檢察院干脆停掉了三人手頭所有案件，專心辦毒品案。

領事館人員探視，審訊請翻譯

由于被告人全部來自南亞和非洲，且英語不太好，給審訊帶來一些交流困難。檢察官吳奕星說，被告人有說烏爾都語的，有說波斯語的，還有人說的是部落土話，國內懂這些語言的人也不是特別多。黃埔海關從外地海關借調了一名人員，市檢察院則從北京等高校請專業人士來翻譯，此外被告人所在國還派了緝毒部隊的人員來與被告人溝通。

大部分被告人都會自辯，并不知道貨物里夾雜著毒品，自己只是受雇來搬貨的。但在檢察官的指導下，黃埔海關偵查人員將視頻錄像等轉化成符合法律程序的證據，這些證據顯示，被告人從海量的貨物里挑出特定貨物，很顯然是知道那里面藏有毒品，這是被告人無法辯駁的。同時，有的被告人仗著自己的“語言優勢”，在販毒過程中經常互相大聲交流，毫不避諱，殊不知已被偵查部門的監控錄下。

實際上，所有被告人都知道自己是在販毒，也知道在中國販毒是違法的，可能會被處以極刑，但是為了錢，依然選擇鋌而走險。譬如被告人扎某稱，在其國內時，雇主就告訴他大理石里藏的是海洛因，而且他住在“金新月”地區，熟悉海洛因的氣味，可是為了賺錢養孩子，“還是做了”。

庭審中，有的被告人會突然聲稱自己遇到刑訊逼供。王銀梅稱，這時他們會當庭播放監控錄像、詢問錄像等，以此來反駁被告人。

“被告人所在國的領事還會來探視。”王銀梅說，領事館人員不能與被告人談案情，但是可以了解被告人的身體狀況、飲食起居、是否遭遇不公待遇。“如果真有刑訊逼供，領事館的人員早提出來了。”

無論偵查還是公訴階段，都會尊重涉案人員的宗教信仰和習俗，“有一次一名被告人稱他被關押的房間不好，不能朝正確的方向做禮拜，我們提出建議，看守所馬上就給他換了間房。”

一名被告人的身體狀況較差，廣州中院便在武警醫院臨時開辟了一間法庭，每隔幾小時就會暫停庭審，讓被告人休息，給他注射治療藥物。為此，一直在旁聽的被告人所在國領事館官員還特意向檢察官和法官道謝。

在“109”專案及后續相關案件中，廣州市檢察院共起訴12名被告人，全部是南亞和非洲的外籍人。其中4人被判死刑，5人被判死緩，2人被判無期徒刑，1人被判有期徒刑15年。4名被判死刑的被告人里，有2人已經被執行，另2人正在最高院進行死刑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