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長重回政策首選 下半年中國經濟三問

本周，世界各國都關注著中國經濟數據的發布。新近公布的經濟數據，有無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當前的宏調政策？

溫總理已在由他先后主持召開的兩次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上表示，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才有相應的基礎。

由此來看，在cpi持續走低的背景之下央行連連降息，保增長的政策目標似乎十分明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決策層對于下半年經濟形勢的推斷和政策的基本走向。

許多分析人士擔憂中國將要發生通脹向通縮的轉變，因此后果可能是投資意愿與消費意愿的進一步疲軟。

為了促進需求推動增長，采取降低資金成本等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政策，是經典的“凱恩斯范式”的政策思維，但其作用究竟有多大？下半年有無可能發生更大的政策變化？《華夏時報》記者特別專訪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2.77,0.01,0.36%)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等知名學者，請他們就相關問題做深入闡述。

1、經濟走勢如何？

王建：“凱恩斯范式”不解決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認為，經濟大局并非搞些小刺激所能改變。沒有大調整大改革，經濟就會一直往下掉，這是毫無疑問的。

內需難釋放經濟就繼續下滑

《華夏時報》：央行連連降息，保增長的政策目標似乎十分明顯，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決策層對于下半年經濟形勢的推斷和政策的基本走向？

王建：6月份的經濟數據表明經濟狀況繼續不令人樂觀，相信決策層對此早已有所預料，所以我們看到前不久央行在一個月之內的第二次降息，溫總理最近也在不同場合提出需要保增長的政策意圖，這是必然的。我早就說過，經濟增幅將會持續下降。即使出臺一些政策，也不會有太大效果，下半年經濟仍會是往下掉的趨勢，而且明年仍會往下掉。

《華夏時報》：許多數據表明投資與消費持續疲軟。為了促進需求推動增長，“凱恩斯范式”的政策思維，必然是采取降低資金成本等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政策。但其真的沒有多少作用嗎？

王建：這種下滑趨勢，其實就根本不是“凱恩斯范式”的政策所能解決的問題。現在，財政的拓展空間有多大？十分有限。目前必須通過改革和調整把真正的內需釋放出來，沒有這些改革和調整，財政政策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

回顧歷史，我們看到，1998年曾經采取過財政手段促增長，但經濟增幅仍不斷下滑，到了2000年，經濟增幅才5.2%，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缺乏需求。現在的情況和當年幾近相似，沒有需求，國家使得勁再大，市場不跟隨，那就沒用。

《華夏時報》：這是否意味著目前國內正在經歷結構調整的陣痛期？

王建：這種陣痛其實早就開始了，而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我曾說過，這一輪的經濟下滑，是從2007年第二季度的增長頂峰以后開始，2008年下半年次貸危機對中國產生外需不足效應之前，內需不足已經把中國經濟增幅往下拉了。之后內外需雙碰頭，讓經濟增幅掉得更猛。

2009年四萬億刺激之后，經濟增幅上去了一下，到去年又開始下滑。這說明當外需內需都沒有的時候，經濟增幅自然要往下掉。最明顯的現象，就是企業生產過剩導致企業利潤消失。

今年前五個月，企業利潤已是負的二點幾，其中5月份為負的五點幾。企業沒利潤自然就不會再投資。現在說要保持合理的投資增速，但如何能保持這樣的增速？

現在大的勢頭表現為，產能在繼續釋放，過剩的情況日益嚴重。我們判斷宏觀形勢，就是依據總供求的格局。之所以說經濟增幅還要下滑，就是因為內外需一直在收縮，而供給卻仍在不斷增加，這樣供給越來越多，需求越來越少，利潤越來越少，到了利潤減少嚴重的時候，就會壓迫投資，而且也壓縮銀行的還款能力，這樣生產過剩立刻就會轉換成一種金融危機，形成一連串連鎖反應。

由此來觀察，可見經濟大局并非搞些小刺激所能改變。沒有大調整大改革，經濟就會一直往下掉，這是毫無疑問的。

《華夏時報》：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合理界限究竟在哪里？

王建：什么叫合理界限？經濟增長沒有什么合理界限，只能說比如當增幅為7%或8%，或許就會感到困難。但經濟增幅的下滑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需求由最終購買力所決定，既然沒有最終購買力，出口也沒有，消費也沒有，哪來的需求？既然沒有需求，則必然生產什么都虧損，都賠錢，誰還會去投資、去擴大產能？現在需求已經沒有，但產能還在投放和增長。

《華夏時報》：從工業生產、投資和消費情況看，經濟整體出現繼續惡化的局面會不會發生？

王建：往后局面將會越來越嚴重，現在ppi所反映的，就是生產過剩的指數。供大于求，價格就會下跌，表現得就是通縮的程度。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輸入型通脹有所緩和，供大于求日益嚴重，引起ppi下滑。

經濟下滑到明年四季度見緩

《華夏時報》：有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將下降到不足4%的水平，您怎么看？大量失業會出現嗎？

王建：我倒覺得未必有那么嚴重，我原來的判斷是9%-8%-7%，現在看來，也不能排除是9%-7%-5%(指2010年-2013年經濟增幅年平均下跌指數)。若認為下跌到4%，就要看世界經濟會發生什么大事。如果世界經濟特別不好，則有這種前景，但現在看，可能是9%-8%-7%的概率還是比較大。這是一個逐漸下滑而非猛烈下滑的過程。

我為什么說明年經濟下滑見底？因為明年大的新政策和大的相關調整就會出來。所以，現在若沒有根本性政策出臺，就不要指望經濟增幅下滑會止住。

《華夏時報》：也就是說下半年經濟增速繼續低位運行，底部在何時？到明年一季度有無可能企穩？

王建：底部應在明年下半年出現，今年的底部可能在第四季度出現，到明年一季度下滑趨勢也不會平穩。有一點至關重要，中國經濟目前仍是一個增長力下滑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停滯和負增長的過程。人們不習慣于增長下滑，不習慣于7%或8%的增長速度，但中國經濟畢竟還在增長，只是動力不足而已。

《華夏時報》：房價下降的趨勢似乎已經結束，房地產泡沫會否死灰復燃？

王建：現在房價下降趨勢是否結束尚難判斷，實際上中國經濟剛剛開始經歷一個難受的過程。過去從14%下降到9%，這個速度還都比較高，雖不如14%那樣繁榮，9%也是一個不錯的日子，現在掉到9%-8%，甚至可能到7%的時候，就開始難受了。

比如我們看到很多企業已經開始減員、降薪，如果越來越多的企業這樣做，用什么來支持房價？現在所謂房價回升，是大家覺得房價已經見底，大家看見經濟形勢不好，政府要保增長，就會令房價回升，于是趁著房價還比較低，趕緊買房，這是一部分剛需出來了。投機性需求被限購政策卡住。目前這個階段，房價只能算是穩住了，但下一步，若收入不上去，房價也上不去。

未來整個經濟收縮會帶動居民收入收縮，那就沒有支持房價的動力。

有充分巨大調整空間可使用

《華夏時報》：下半年還有多大的空間來刺激經濟？宏觀政策可做哪些調整？面對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下半年會不會有一系列大力度的政策出臺？

王建：政策空間是有，問題是誰來做？改革、調整方面需要做很多事情，城市化是不是個大空間？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是不是個大空間？問題是，誰來去用這個空間？

溫總理最近在江蘇考察的時候也提道，要把調整和保增長與城鎮化結合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姿態。但實際上如何真正推行，這是后面要考慮的問題。

現在并非不清楚問題在哪，也并非不清楚該如何調整，而是沒人來進行相關的調整。

《華夏時報》：您如何看待投資、減稅、貨幣、消費等多個領域的一些政策可能的實施效果？

王建：做這些方面的事情，都是小打小鬧，包括降息、降存準率等等都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比如降息，這和企業利潤，和ppi收縮相比較，降這點息有什么用？企業因為ppi收縮，因為利潤下降，5月份可能一下減掉五個百分點的利息，是央行兩次降息加起來零點五個百分點的十倍，企業怎么可能因為降息而拿銀行貸款去投資？

《華夏時報》：明年有沒有可能發生大的政策變化？

王建：肯定如此，因為經濟形勢可能會更不好。比如城市化方面，肯定會有大動作。否則，沒有路可走。要想開啟內需，就得走這條路，毫無疑問。

《華夏時報》：您提到城市化，但另一方面，由農村流向城市的勞動力正出現不足，您怎么看？

王建：我們看到，美國的糧食產量比中國多，美國出口了占世界六成的糧食，中國18億畝耕地用了1.5億人種地，為什么美國二三百萬農民種出那么多糧食來？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謂劉易斯拐點，是個偽命題。

在原來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可能是一個拐點，只能放出一定的勞動力。但如果有工業化的資本物品進入，大量農民進城，通過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土地變成可流轉，然后集中起來。中國18億畝耕地大概有個三四千萬勞動人口就可以完成種植。這樣還可以出來一億多勞動力，這是個什么概念？怎么會勞動力不夠呢？劉易斯拐點沒有考慮到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

因此，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是下一步的發展空間。明年，城市化應有很大推動，如果不這么做，中國經濟將繼續悲觀。

2、貨幣政策還須怎么變？

郭田勇：目前可考慮放寬存貸比

經濟增長的放緩程度從局部或微觀層面看，外界認為可能比公布的數據要嚴重得多。但若從整體的宏觀層面來觀察，學界有判斷說，政策的努力，或許可以很快引導經濟重回正常增長軌道。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說，目前環境下，監管政策可以考慮進行更多的一些調整，比如將存貸比放寬等。

降息促進實體經濟增長效果明顯

《華夏時報》：在“保增長”重新成為首要調控目標的情況下，央行會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嗎？

郭田勇：總體來講，還是先穩定住。貨幣政策現在已經是一種中性偏寬松的傾向，這意味著適度投放貨幣。

《華夏時報》：您如何評估當前連續的降息舉動對于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

郭田勇：央行上次降息前我曾對你說過，非對稱降息是一個重要的政策選擇。一方面，貸款價格降低會導致企業經營成本降低和信貸需求的增加，使得企業投資及生產經營活動更為活躍；另一方面，存款利率降低有利于擴大消費。同時，銀行利率變小體現了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

我認為，目前政策應以預調和微調為主，而非全面轉向。為了穩增長，應把精力放在貨幣政策的層面，而不是放在依靠政府投資，比如重新出臺一個四萬億，冀望于投資拉動等這類政策上。這說明一方面希望能穩增長，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如果現在采取一些比如增加政府投資或放松房地產調控這類政策思路來穩增長，則增長的效果肯定會更加明顯，但為什么并未采取這種政策思路？一是對經濟適度下滑有所容忍；二是并不希望下滑太多，所以使用貨幣政策手段進行微調，通過增加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而不是再度依靠擴大投資的方式來拉動經濟增長；三是這將使得一方面增長穩定，不會下滑太多，另一方面更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

銀行存款放緩或使流動性風險突出

《華夏時報》：銀行業將要面臨的風險是什么？會是流動性危機嗎？目前境內外公司和投資者減少其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幣的所謂資金外流現象是否比較嚴重？

郭田勇：我們要看到，的確存在這樣的情形。關于流動性風險，整體來看，銀行業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近兩年銀行業整體上存在存款增幅不斷變緩的情況，去年銀行業存款增幅大概是百分之十一點幾，吸存能力有所降低，但其形成有多方面因素。我們要看到其好的方面，比如國內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占比提高，多種融資方式興起，分流了銀行資金，這表現為整個金融業競爭能力更強、更有活力。因為“十二五”規劃就提出要顯著提高直接融資占比，政府以官方文件形式做出了這樣的規定。

但也要看到銀行業本身信貸增長變緩，這與存款增幅變緩也有關聯。當然，不排除有些資金比如熱錢，或國內一些資本因感覺機會不好或對市場前景不看好而將人民幣資金換成美元或其他外幣投向境外，這個問題應會存在。上述幾種原因，都會導致銀行業存款增幅變緩情況出現。從某種程度來看，這也都意味著對于銀行業形成流動性風險的挑戰。從目前銀行業整體經營層面來看，的確要注意到這個問題。如果未來銀行業存款增幅繼續放緩或加速下滑，的確會使整個行業的流動性風險變得更為突出。因此要減少存款流失的管道，并進行與資本外流等問題相關的、必要的分析和調研。

存貸比可采取差別性調節政策

《華夏時報》：短期內存準率有沒有可能再次下調？監管政策方面，未來存貸比有沒有可能適度放松甚至取消？

郭田勇：存準率未來可能有多次下調。監管政策在目前環境下可以考慮進行更多的一些調整，比如將存貸比放寬等。

如果中小商業銀行存貸比水平較高，而存貸比政策卻未加以調整，僅僅只是下調存準率，則所釋放的資金仍然無法用于放貸。因此，若要擴大銀行的信貸能力，除了存準率，包括存貸比等監管政策都可以考慮適度調整。

但我并不同意取消存貸比，畢竟存款立行是銀行業經營的長期理念。有人說國外銀行沒有存款也可以放貸，可以通過市場拆借籌得資金，這種說法也是有道理的。

不過我們從中國銀行業傳統的經營理念來看，一般還是注重存款立行，必要的存貸比要求，可以防范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銀行業的自有存款相對于市場拆借資金畢竟穩定性程度非常高。金融危機使國外有些銀行出問題，就是因為其大量資金依靠從市場拆借，然后全部投放出去，一旦爆發危機，市場資金緊張，各家銀行的拆借資金需要回收，那就麻煩了，若沒有資金就必然倒閉。

所以，還應有適當的存貸比標準，未來可以采取差別性政策，若完全取消存貸比則理由并不充分。但我堅持認為，存貸比的確需要加以調整。

存款利率水平有可能降低到2.5%

《華夏時報》：從下半年經濟下滑的趨勢看，貨幣政策調整的空間還會有多大？貨幣政策還會出現哪些變化？

郭田勇：未來下滑趨勢究竟是怎樣的尚難預料。但我們注意到，在連續兩次降息以后，房地產已經潛在出現活躍。而歐債危機將朝哪個方向走，現在不好判斷，如果外需條件好，這可能對于中國出口利好作用較強。最大的利好，當然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成效，因為這將煥發出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動力。

因此，尚不能簡單斷定下半年經濟一定會下滑，但至少從目前看，新的統計數據將表明經濟有一定的下滑狀態。而且我們看到，貨幣政策為了應對這種下滑，為了穩定增長，已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并且這種調整的效果正在顯現。雖然我們不能說效果一定都是好的，從現在房地產市場交易活躍程度來看，與銀行兩次降息關系非常大。但從生產企業經營成本來看，這種降息對于企業的激勵作用有可能更強一些。

所以，貨幣政策作為一種短期政策，而且是一種需要相機抉擇、及時進行調節的政策，如果未來經濟還是繼續往下掉，則下半年貨幣政策繼續寬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從理論上來說，利率水平可以再有兩次調整空間。目前存款利率為3%，降到2.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cpi的持續下降，給央行的利率調控打開了空間。下半年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可能會用得更頻繁一些。

《華夏時報》：非對稱性降息還會是一個重要手段嗎？

郭田勇：非對稱性降息也要有一個度，因為這其實是銀行業的一種讓利行為，但銀行并不能無限制地讓利，央行會衡量其中空間到底有多大。

3、財稅政策力度能多大？

張斌：可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

政府高層最近提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當前要特別注意完善結構性減稅，擴大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范圍，減少流通環節稅收和費用，減輕小微企業稅負”。對于這一政策動向，一些分析人士解讀說，這意味著貨幣政策似乎已沒有太大調控空間，政策立足點將轉向通過財政稅收刺激需求。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接受《華夏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以財政政策應對經濟增幅下滑，可能使強調結構性減稅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張斌提出，在穩增長的過程中，需要稅收政策相機抉擇，在要求時效性和力度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考慮哪怕采取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因為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是馬上可以見效的政策措施，改革力度會很大。如果經濟增幅進一步下滑，應該考慮采取這樣既有時效性又有力度的措施。

當前強調結構性減稅更發揮作用

《華夏時報》：現在來看，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似乎已沒有太大調控空間，政策立足點將轉向通過財政稅收刺激需求？

張斌：財稅政策這一部分應該是起相應配合作用的，也就是說，一些應對穩增長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同時實施。就財政政策而言，在新的穩增長措施中，有人說，財政政策應當更注重于減稅的作用。其實營改增和減輕小微企業稅負一直是積極財政政策中結構性減稅的一部分，一直在強調，也有一系列措施出臺。

目前以財政政策應對經濟增幅下滑，可能是強調結構性減稅要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受到限制

《華夏時報》：出口方面，如何在稅收政策上給出口企業以更多支持？

張斌：這受到兩個限制，第一，不可能違反wto的規則，不能想補貼多少就補貼多少；第二，唯一可以做的，主要就是調整出口退稅率，是否可以進一步加大出口退稅率調整力度？這要看具體的出口產品。有的產品已經達到其法定的17%的稅率了，出口退稅率已經應退盡退了，因此相關政策的作用就會小一些。對于那些沒有達到法定退稅率的出口產品，是可以考慮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這是合乎wto規定的。如果采用其他支持出口企業的措施，首先就會遭遇是否違反wto規定的問題。

出口企業的困難可能不僅僅是來自稅收一個方面，雖然稅收優惠可以緩解出口企業的困難，但能否在根本上改變困局，還要看大環境能否改善。比如人民幣匯率升值、勞動力工資成本上升等。

可考慮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

《華夏時報》：消費方面，真正有利于刺激消費的政策措施一向并不多，一些地方限購政策遏制了消費。這種狀況下半年是否有所改變？

張斌：所謂限購政策，可能主要作用在汽車銷售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其中汽車的限購涉及到短期刺激政策和長期發展規劃如何協調的問題。若不限購，馬上遇到的就是交通擁堵嚴重、環境污染嚴重、能耗增加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如何解決、如何協調。在刺激消費方面，對家電下鄉加以補貼等政策的繼續實施，效果應會比較明顯。

穩增長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具有時效性，是為了遏制經濟下滑的趨勢，因此力度必須要足夠，零打碎敲不行。減稅也好，增加支出也好，要使用出高效率。另一方面，減稅的量也要有保證，才能顯出一定的效果。

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等措施可能涉及到時效性差一些的問題，比如營改增試點的地域和行業同時擴大，但之后能確確實實降低多少稅，這是一個問題。營改增即是點調控又有時效性，尤其是跨行業的稅率設計能否迅速到位、是否馬上就可以推出、是否還需要論證，這些都是問題。

此外，為小微企業減稅，其力度、作用點應該怎樣涉及也是問題。因此，我的觀點是，在穩增長的過程中，需要稅收政策相機抉擇，在要求時效性和力度的大背景下，是否可以考慮哪怕采取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因為臨時性降低增值稅稅率是馬上可以見效的政策措施，改革力度會很大。如果經濟增幅進一步下滑，應該考慮采取這樣既有時效性又有力度的措施。

警惕地方政府加大稅外收費力度

《華夏時報》：減稅方面，各級政府如何能夠進一步放下“稅負”，給企業一些明確的實惠？

張斌：就稅收本身而言，地方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對主要稅種也沒有減免權，只在一些小稅種上有減免權。由此來看，其能做的就只是在一些地方性費用，比如通常所說的稅外收費上加以調節。但應當說，這其中有矛盾，也就是經濟的穩定和調控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職能，地方政府職能本身并不要求其促進宏觀調控，所以其并沒有動力促進宏觀調控。這邊減少稅收、促進增長，卻并不能保證生產增收盈利可以流到這邊地方政府管轄區域內，因此地方政府沒有動力。反而我們要警惕的是，當地方政府因為經濟下滑，收入增速下降，而剛性支出盤子比較大，又無法獲得其他融資渠道以彌補赤字，這時地方政府反而可能加大非稅收入或稅外收費增收的力度。

《華夏時報》：下半年財稅政策還會發生哪些明顯的變化？

張斌：如果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繼四萬億投資之后，這一輪穩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應當更加重視減稅政策的作用，同時，像家電下鄉補貼等一些保增長促消費的必要的財政支出項目，也不能偏廢。減稅方面，除了營改增，除了減輕小微企業稅負，還包括減少流通環節稅收和費用，比如高速公路過路費，比如蔬菜流通環節增值稅的減免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增值稅的減免等等，這些促進消費的財政支出補貼政策和減稅政策，在下半年的穩增長中，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