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樣的城市化能拉動內需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能否成功，能否拉動內需，取決于中國真實城市化過程，取決于城市化過程中的財富分配均衡度。

城市化可以拉動消費，幾乎成為公理。

引用一組研究數據，各國發展經驗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確實會產生巨大的消費“累計效應”。據測算，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會有1000萬到1200萬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費是農村的2.7～3倍，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總額大約增加1200億元。按這個預測，如果中國城市化率在未來10年左右提高10～15個百分點，僅居民消費就可以拉動1.2萬億～1.8萬億元。考慮到消費的乘數，以3倍測算，可以拉動3.6萬億～5.4萬億元的消費總量增長。

據麥肯錫公司發布的報告，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的發展趨勢，中國的城市人口將于2025年達到9.26億，到2030年將突破10億。移民將成為中國未來城市化的驅動力，帶動2005~2025年70%的城市人口增長。到2025年，中國新增的3.5億多城市人口中將有超過2.4億的流動人口。報告稱，中國個人消費的增長將主要出現在城市，“中國城市消費量在2008～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總規模的新市場”。

據測算，在啟動國內投資方面每增加一個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年投資需求就是6.5萬億元。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的測算，2010～2015年間，由城市化帶來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量可以達到9萬億元。

以農民工為例。有測算表明，如果要在20年間讓1.3億農民工及其家屬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新建保障性住房650萬套(5.2億平方米、戶均80平方米)，這對鋼鐵、水泥、建材、家具、家電等57個相關行業將產生重要的拉動作用，同時還將為進城農民新創造2000萬個就業機會。

公理未必是公理，不同的城市化拉動消費的作用是不同的。

印度、巴西均為人口大國，但在城市化過程中常見的景觀是城市邊緣出現龐大的貧民窟，聚居著無數人口，治安、服務未能此上升，反而出現治安、生育種種頑疾，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可怕的無消費現象。

2007年印度官方公布人口統計數據，印度貧民窟的居民數量從1981年的2790萬人升至2001年的6180萬人，印度最大的城市孟買650萬人有近一半居民生活在貧民窟中。過去20年，貧民窟居民人數增長一倍，超過英國總人口數量。在此期間，印度人口從6.83億增至10.3億，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天的消費水準不到1美元，而印度的經濟21世紀后在以8%的速度增長。由于文化因素，印度是世界黃金消費大國，卻未能成為全球消費增長地，未能帶動國內產業發展。

國際情況不妙。據世界觀察研究所和全球環境研究所2007年在北京共同發布《世界報告2007：我們城市的未來》中文版，稱全球30億城市人口中有10億居住在“貧民窟”。如果全球發展優先領域不包括大規模掃除貧困，那么到2030年新增的11億人口中，將有超過一半居住在“貧民窟”。

城市化進程不一定提升消費，不一定產生城市群，反而可能產生貧民窟現象，此時要做的不是鏟除貧民窟，而是鏟除產生貧民窟的根源，即在城市化過程中剝奪農民資產，以及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公，使貧困產生代際傳遞，無法提升消費水平。二戰后日本的新土地運動與中國臺灣地區上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成功的案例，農民成為有資產者、成為有專業能力的勞動者，順利融入城市，成為有效消費群體。

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征地，存在兩種傾向，或者剝奪農民土地資產作為城市發展的原始積累，農民成為無效消費群體，或者對于大城市郊區農民過度補助，在城市邊緣地帶形成數量巨大的食利階層，一夜麻將聲響到天明。這兩種傾向不利于提振消費，更無法形成有專業技術能力的勞動者，對中國企業發展不利。

值得強調的是，從最新的研究顯示，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在短期內拉動消費，但沒有基本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建成未來消費基礎，因此在工業化階段的人口大國既要建立社保體系，又要防止社保不公、在某些領域過度福利化現象。

城市化過程中提振消費需要制度保障，需要重建資產分配體系，重建技術工人的培訓渠道，重建資產套現后的使用模式。此時，研究二戰后各國城市化成敗史，對于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