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協調聯動，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應堅持“揚長避短”，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需要以統籌兼顧跨周期和逆周期，保障經濟“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的特征

我國擁有政策協調聯動的體制優勢。與部分西方國家央行獨立于政府甚至私營不同，中國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同屬國務院組成部門。在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領導下，兩大政策在協調聯動方面擁有天然的體制優勢，搭建了諸多協同機制。如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均包括財政部門，政策溝通及時高效。又如中國人民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行使金融業監管職責，財政部和地方財政則承擔中央金融企業和地方金融國企出資人職能，共同保障金融企業健康經營。

銀行間市場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交匯點。銀行間市場是國債、地方債發行的主要場所，承擔了彌補財政赤字、發現國債價格等重要職能，是財政政策操作的重要平臺之一。同時，銀行間市場也承擔了央行正逆回購操作、調整貨幣供給、引導市場利率等重要功能，承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銀行間市場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聯動的主要場所之一，如國債、地方債和特別國債在銀行間市場發行規模較大時，人民銀行常于銀行間市場加大貨幣投放，對沖債券發行的流動性沖擊，協同保障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和財政融資目標順利實現。

國庫現金管理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天然聯系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的底層基因之一是二者基于且作用于貨幣流通，尤其在國庫現金管理方面體現最為明顯。財政資金的入庫和撥付需要通過銀行體系進行。當財政征稅繳費時，基礎貨幣將相應減少，在乘數效應下，社會部門貨幣供應量將成倍收縮；反之在財政資金撥付時，財政性資金轉化為儲蓄存款進入商業銀行體系，基于乘數效應，貨幣供應量成倍增加。為平滑財政資金收撥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貨幣政策往往相應調整貨幣供應量，體現明顯的協同效應。

財政金融協同成為支持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重要政策工具。疫情暴發后，針對中小微企業的財政貼息貸款體現出明顯的財政金融協同機能，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鮮明的結合部。除財政貼息貸款外，稅收減免、延長稅期、稅制優化、轉移支付等多種財政政策工具，與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支持工具、支農支小再貸款、碳減排支持工具、綠色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協同發力，有效引導金融資源和財政資源支持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和綠色發展，共同推動我國經濟“鍛長板、補短板”，向高質量發展的更高形態邁進。

財政貨幣政策協同以兩大政策具有獨立性為前提。貨幣與財政并非彼此的附庸，政策協同不意味著彼此失去獨立性。應建立防火墻隔離機制，保持彼此政策獨立性，維持財經紀律，避免財政金融顧此失彼。如《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目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空間充足，不搞財政赤字貨幣化，可有效防范通脹失控、杠桿激增、資產泡沫、國家信用喪失等風險。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應堅持“揚長避短”

財政政策涉及面廣且兼有結構性功能，有助于解決中長期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一方面，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不局限于經濟領域，而貨幣政策邊界則主要在金融經濟范疇。另一方面，財政政策不僅是宏觀經濟波動的調節手段，也兼顧微觀調整和結構調整機能，而貨幣政策則主要聚焦于總量調控。因此，應發揮財政政策涉及面廣和定向支持性強的長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以經濟手段掃除制約經濟長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支持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發展，矯正經濟主體激勵，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

財政政策短期見效快，貨幣政策有助于協調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財政政策具備時滯較短、針對性更強、實施機制更直接有效的特點，是“立竿見影”穩定宏觀短期需求的手段；而貨幣政策要通過金融體系的傳導機制層層傳導，進而改變社會流動性，最終間接作用于實體經濟，政策效果時間滯后長。但財政政策在提高有效需求時可能抬高利率水平，導致公共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政府支出對私人部門消費可能產生“擠出效應”。因此，財政發力時，需要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維持適宜的利率環境，相對抑制名義利率漲幅，規避財政發力的擠出效應，甚至使實際利率下降，拉動消費和投資。

不能孤立看待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空間，應統籌考慮政策面臨的共同約束。要避免用下一輪經濟周期來消化上一輪政策調控的“后遺癥”。首先，當前我國房地產價格高企，貨幣政策應堅持不搞“大水漫灌”，財政政策應解決土地、財政、金融的舊有循環模式。其次，我國金融資產結構以債權為主，投資、信貸等存在“棘輪效應”，杠桿率易升難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發力應優化資源配置，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杠桿率升高。再次，疫情沖擊導致全球供需錯位疊加流動性寬松，大宗商品等原材料價格攀升，當前我國PPI居于歷史高位并可能向下游CPI傳導，兩大政策應相互協調避免通脹激增。最后，資產價格與物價上升，導致資本與勞動的報酬差距擴大，增大貧富差距，政策應發揮定向調整和轉移支付功能，推動共同富裕。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聯動的政策建議

第一，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穩健貨幣政策為輔。一是從短期視角看，財政政策見效更快，“一竿子到底”直接觸及實體經濟。二是從中長期視角來看，具備結構調整功能的財政政策更能觸及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解決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三是從政策余地來看，財政政策空間更大。貨幣政策方面，我國于2021年2次降準，面臨通脹、宏觀杠桿率高等風險，且美聯儲已縮減購債規模，未來可能加息甚至“縮表”。財政政策方面，即使以兩年平均值消除基數效應，2021年前11個月財政收入增速依舊明顯高于支出增速，財政存款余額較往年偏高，且政府部門杠桿率處于全球中等偏低水平。在逆周期發力和跨周期調節中，財政政策更應是政策舞臺主角。

第二，財政政策從收入端減稅降費轉向支出端積極發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面臨三重壓力，其中需求收縮首當其沖。財政政策應加大支出力度，提振有效需求。一方面，推動投資項目申報審核，加大對新能源、新基建的支持力度，適度超前布局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加快推進實施“十四五”規劃《綱要》確定的重大工程項目，并因地施策，補齊基礎設施薄弱區域的傳統基建“欠賬”和民生保障項目“短板”。另一方面，擴大財政赤字率容忍度，綜合運用國債、地方專項債、一般地方債等金融工具，發揮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等政府投資帶動作用，更加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社會力量參與重大工程項目。

第三，貨幣政策要為配合財政政策發力營造良好金融環境。首先，貨幣政策應做好支持地方政府專項債、國債等發行的相關工作，對沖財政收支，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其次，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堵點和難點，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LPR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再次，鼓勵銀行利用更多創新型工具多渠道補充資本，改變考核機制和免責機制，調動金融機構業務人員積極性，大力支持小微企業，全面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最后，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的牽引帶動作用，引導金融資源精準直達實體經濟。

第四，協同支持擴大內需戰略。消費是經濟“壓艙石”，擴大內需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必由之路。優化二次分配功能，把公共財政資金向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難者傾斜，并支持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發展，支持提升勞動力技能，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綜合運用家電汽車更新和再次下鄉、消費補貼、增值稅留抵退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財稅政策，真正惠企利民，提振消費信心。同時，保持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減，繼續對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提供普惠性、持續性的資金支持。

第五，“跨周期”構建經濟增長新動能。兩大政策應超越需求側調控和總量視角，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結構性減稅、轉移支付、信貸定向支持等政策工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科技創新和綠色減排。強化經濟微觀單位和個體細胞，引導民營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培育“小巨人”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加快構建自主可控、安全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引導產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并培育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發揮國家信用“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引導建立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和政府投資基金，形成財政資金、金融信貸、民間資本、科研院所等的多元投入格局，支持科技創新發展。通過加大轉移支付和定向金融支持來縮小區域間的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避免產業結構趨同和產能過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高級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