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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信號傳遞與解讀是國家間了解彼此意圖的重要方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觀眾的懲罰約束機制成為理性主義信號研究的關注焦點。觀眾成本理論立足成本約束邏輯，關注事后“綁手”效應。基于此，民主可信論則強調國內政治的制度約束，認為“民主政體”的約束效應與確認效應將提升信號可信度。盡管觀眾成本理論將國內政治與外交決策緊密聯系起來，但存在內涵模糊、忽視心理動機與能動性等問題。觀眾成本的敏感度差異、民主問責的來源差異與制度約束存在多元類型，因此需要找回觀眾成本的認知因素與情感驅動，還原復雜的外交互動進程。

理性主義路徑下的觀眾成本

為探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溝通難題，20世紀9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詹姆斯·費倫（james fearon）提出了觀眾成本理論。該理論假定，領導人如果公開違背諾言，將受到國內觀眾的懲罰。例如，遭受批評、名望下降、增加反對派力量、被迫道歉與讓步甚至遭遇彈劾等。特別是在內政競爭激烈的國家，國內觀眾是約束領導人的可信信號裝置。理性主義路徑認為，觀眾成本增加了領導人的違約代價，有助于約束領導人采取信守諾言的言行。在信號議題上，費倫區分了“事前”成本與“事后”成本，并將可信度與成本約束聯系起來。在這兩種信號成本中，觀眾成本理論主要關注事后懲罰效應，即“綁手”成本，其邏輯在于國內觀眾的事后懲罰會倒逼領導人做出可信承諾。

一個信號的觀眾可能是多元的，除了國內觀眾，也存在許多國際觀眾，他們對信號的沖突性解讀也會干擾信號傳遞，因此需要從兩個方面理解觀眾成本邏輯的特點。一方面，觀眾的約束力是相對的。對于國家領導人來說，大眾關注度是可以被塑造的。當需要擴大危機關注度時，領導人可以主動發布消息激發討論；當需要降低危機關注度時，領導人可以利用信息優勢保留選擇靈活性、規避觀眾懲罰。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違約都能觸發觀眾成本，也并非所有的觀眾成本都會被支付。另一方面，觀眾成本是多層政治的復雜互動。從政治生存理論視角理解，國內觀眾可以分為一般選民和“致勝聯盟”兩大部分，這兩種觀眾類型的懲罰約束邏輯也是不同的。由精英集團構成的“致勝聯盟”直接約束“民主國家”領導人的對外決策偏好；而“非民主國家”領導人則容易控制與收買精英集團，因此決策更加自由和魯莽，而且觀眾成本隨著選舉周期的變化而變化。

民主可信論難以成立

關于國家政治制度與觀眾成本機制的關系，學術界尚存在諸多爭議。美國政治學家肯尼斯·舒爾茨（kenneth schultz）從民主政治競爭的公開性、合法性、制度化與信息知情特點中，歸納出約束效應與確認效應機制，并使用案例分析法、大樣本統計、實驗研究法與博弈論等多重方法，檢驗了民主可信優勢論。基于此，“民主政體”被視為一種調節國際政治信號可信度的重要杠桿。所謂“民主政體”是指一種基于選舉競爭的政治制衡體系，在這種體制中，反對黨有動力公開揭示政府回避的信息，媒體有動力報道不為人知的信息，選民有權利監督政客的言行，這些約束性的制度設置客觀上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具體而言，民主可信論模型有以下兩個論點。

透明度提升可信度。“民主政治”以公開的方式競爭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這種公開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輿論監督。競爭發生在公共領域，自由的媒體可以保障信息自由的流動，即使是政府想要掩蓋與隱瞞的信息也能得以傳播與討論，這就為外國觀察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來源。第二，合法性。民主競爭尊重異議，與政府持不同意見是合法的。競選者需要包容差異并遵守公平原則，選民基于競選者的公開聲明與行動進行選擇。第三，制度化。民主制度的決策程序是以憲法和法律為基礎的約束性體系，確保多元行動者在一套相對穩定的規則下展開周期性競爭。第四，信息知情。政府主動進行信息公開，反對黨能夠獲取政策相關信息。

政治競爭產生可信機制。公開的政治競爭展示兩種可信效應：制約效應與確認效應。其一，制約效應。反對黨的存在使得政府在發起公開承諾時需要更加謹慎，當公開承諾帶來不好結果時就會面臨反對黨的攻擊批評；當對外威脅力度不足時容易遭受抵抗，受到抵抗與挑戰的威脅又會被反對黨攻擊。因此，政府的最優選擇是要么不發出公開承諾，要么就讓承諾不容挑戰。其二，確認效應。除了大眾輿論和選民壓力外，“民主國家”活躍的反對黨也與政府具有明顯的利益沖突。作為第二信號源，反對黨的立場態度會確認政府信號的可信度。如果反對黨都公開支持政府的威脅信號，這就無疑“確認”了政府的信號是真實可信的。

民主可信論認為，國內政治規則的激勵和約束系統影響領導人對外承諾的可信度。但是政體制度與可信度之間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卻存在諸多疑問。某些條件下，“民主國家”的觀眾成本缺乏具體的懲罰機制，從而使得“民主國家”并不可信。而且信號互動需要雙方理解，有時即使“民主國家”領導人做出承諾，其對手也可能不會理會他們，那么民主可信論也就難以成立。此外，對于什么類型的對外政策行動會招致觀眾成本，尤其是公眾是否會懲罰領導者，現有文獻并沒有給出一致結論。

“事后”懲罰實施成本過高

國內觀眾成本的“綁手”效應，意味著行動者切斷自己的逃生路線，相當于做出了一個無法撤退的承諾。因而展示“綁手”的昂貴成本，容易讓對方相信承諾的真實性。然而，問責本身需要成本投入，只有問責的收益大于成本時觀眾才會投入時間和精力懲罰領導人。費倫假定國內政治對手或選民懲罰違約行為，但因為他們的行為偏好不統一，動員和統一觀眾是相當困難的。觀眾成本是一種事后施加的約束，“事后”懲罰可能難以實施或實施成本過高。此外，公眾是否愿意懲罰虛張聲勢的領導人，受到很多因素影響。

第一，觀眾并非鐵板一塊。多元、混雜與異質的觀眾群體，其內部凝聚力會影響信號傳遞的效果。當觀眾鐵板一塊時，信號傳遞面臨的是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當觀眾一盤散沙時，信號傳遞者則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政治精英的爭論越激烈，越可能引發大眾關注，獲得足夠信息的大眾則更有能力懲罰領導人，此時國內觀眾的約束力也就越強。相反，當政治精英趨同一致時，焦點事件的被關注度就不會太高，那么領導人的決策空間實際就會增大，這樣國內觀眾的約束力越弱。

第二，觀眾的心理動機復雜多元。政治心理學研究強調，政治意識形態會影響個人如何解讀外交信息。以美國政治為例，當領導人面臨不同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觀眾時，“綁手”效力就不同。一般而言，共和黨總統在談判妥協方案時有更大的余地，因為他們退讓時可能同時爭取到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的共同支持。相反，民主黨總統則受到更多制約，當他們提出妥協方案時最多得到本黨選民支持，共和黨會給予激烈的反對。

第三，決策者具有規避觀眾成本的能動性。現有理論認為，隨著危機發展，領導人被“鎖定”在頑固立場上，無法擺脫出來。即使客觀存在一個互利的交易，但由于觀眾成本約束，雙方都不能讓步，戰爭就不可避免了。實際上，國際危機中的決策者可以通過保持言行模糊和靈活性，以獲得戰略優勢。領導人可以在需要時利用觀眾成本束縛手腳提高談判籌碼，在不需要時則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觸發這種成本的言行。領導人可能試圖避免公開承諾，轉而選擇模糊的威脅。

觀眾成本理論是國際政治信號分析的焦點議程，其研究議題與方法也日趨多元。然而，公眾是否愿意懲罰虛張聲勢的領導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僅僅依靠制度類型推斷觀眾成本大小，容易偏離經驗事實。鑒于觀眾成本是一種事后施加的約束，只有在危機升級后才能顯示出來，因此這意味著“事前”與“事后”之間存在時間差。國際關系的新行為主義研究表明，行動者對當下與未來行動的感知存在差異，跨期決策會對偏好產生非理性的影響。未來需要更多精細案例研究，同時引入統計研究與實驗調查法評估觀眾成本的約束效應，以識別復雜外交互動進程中的因果關聯。

（作者曹德軍，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12月14日第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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