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中學的化學實驗室里存放著一張全校皆知的舊書桌。木桌四周有黑色水筆密密麻麻的印記，那是歷屆復旦研支團成員的簽名。王民中學是寧夏接受復旦學子支教年頭最長的學校，也是復旦大學支教扶貧的一個縮影。23年來，已有51名復旦學子擔任過王民中學的支教老師。2022年4月底，這張書桌被共青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借用作展品，于是林伯韜和隊友們提前簽上了名字。站在桌前時，林伯韜頗受觸動：“你會感覺自己身后站了很多個人，未來也會有很多人站在你的前面。”

2022年3月29日，在寧夏西海固海拔1800米的六盤山西麓，一場“夢想校服”捐贈儀式在西吉縣王民中學拉開了帷幕。教學樓前的空地上，課桌一字排開，同學們排著隊依次領取新衣，又紛紛在第一時間換上。這一天，在團寧夏區委、團固原市委協調解決下，由愛心企業捐贈的價值2萬元的114套冬季校服全部發放至學生們手中。

在現場主持活動的是復旦大學第23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林伯韜。去年九月，他和同伴們踏上了為期一年的支教旅程，目的地便是王民中學。這里入冬早，十月份就飄起鵝毛大雪，學生們穿的校服太薄，在室外常被凍得牙齒打顫。得知這一情況后，一個“夢想校服計劃”在林伯韜心中發了芽。他一面聯系廠家，一面征集同學們的校服設計稿、請服裝設計師朋友幫忙，并拿出了自己積攢已久的兩萬余元作為啟動資金，為學生們制作冬季校服。

新學期的第一個周一，第一批孩子領到了“夢想校服”；三月底，其余同學也在當地團委的支持下穿上了這套加絨的新校服。此外，林伯韜還聯系到了固原市的一家愛心協會，從2023年起，協會將每年資助新生的冬季校服，讓這個關于夢想與溫暖的計劃得以延續。

林伯韜與穿上新校服的同學們合影

一套校服如此，一項事業亦如此。1999年，復旦大學作為最早響應團中央、教育部號召的高校之一，組建首批中國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研究生支教團，奔赴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縣基層一線開展服務。23年來，復旦共派出377位像林伯韜這樣的支教隊員，前往寧夏西吉、貴州息烽、新疆拜城、云南永平、四川喜德、青海玉樹六地九校。在那里，他們參與一群孩子的成長，也書寫自己的青春。

出發：“誰說出塞歌的調子太悲涼”

出生于福建、成長在寧夏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2017級本科生林伯韜親歷了西部地區的發展。七八歲時，他第一次來到西吉，從固原市區到縣里道路不暢，需要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這個地方居然這么苦”是他對西吉的第一印象。但之后的十幾年間，林伯韜逐漸感受到，不論是基礎設施還是文化教育，“變化是翻天覆地的，自然而然地想要參與其中”。多年來，一直擔任學生骨干的他熱衷服務他人和集體，大學生涯中感觸最深的兩段實踐經歷——大二寒假的海原縣脫貧調研、大三暑假的涇源縣駐村鍛煉又都發生在寧夏，這讓他倍加渴望以新的身份和視角回歸，去反哺養育他的“第二故鄉”。聽說研支團這一項目后，林伯韜決定將自己的理想和國家的需要相結合，“花一年不長的時間，做一件一生難忘的事”。在管理學院，做出同樣選擇的同學很少，但父母和朋友的態度讓林伯韜頗為感動：“爸媽簽字時說替我驕傲，我的好兄弟們也都覺得這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兒。”

比林伯韜早一年出發的法學院2016級本科生、第22屆研究生支教團成員劉磊在做出決定時也受到了自己成長和實踐經歷的影響。他從云南來到上海上學，親身體驗到了東西部地區在教育理念、教學設備以及學生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差距。抱著“想為改善這一局面盡一份力”的心愿，他曾發動身邊的朋友，一同發起了一個家鄉貧困學生資助項目，但進展并不順利。“當時想得比較天真，”劉磊笑道，“我發現，對于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學生，可能有很多復雜的情況是我們不了解的，不是簡單的經濟資助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段經歷也讓他意識到個人力量的渺小，“我必須到一個更大的集體里去做這件事情”。因此，面臨畢業去向抉擇時，他選擇了加入研支團。

對于新聞學院2018級本科生馬雪迎來說，入選復旦第24屆研究生支教團則有些“水到渠成”的意味。“支教”這個概念對她而言并不陌生，高一時為期一周的支教經歷給她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但也有遺憾，“你會發現短期支教很可能就像一顆流星，劃過之后就滅了，可能會在少數人心里造成一點波動，但是這種波動能持續多久也是不一定的”。馬雪迎當時就想：“如果以后有機會更長久地去做這件事情，可能會更有幫助一點。”身為北方人，馬雪迎習慣了相對干燥的氣候條件，且很早就獨自在外寄宿的她一向自立，因而對支教點的生活條件并不悲觀。在她看來，早期奔赴西部的學長學姐們艱苦得多，“研支團有首隊歌叫《出塞曲》，確實有一絲悲壯的意味”，而當下的物質差距不像從前那么顯著，她更希望帶去一些“持續性的、精神文化方面的東西”。

馬雪迎說，父母和她一樣“都是比較理想主義的人”，因此很支持自己“去做一點不一樣的事”。今年九月，她將在《出塞曲》的旋律中再次出發：“誰說出塞歌的調子太悲涼/如果你不愛聽/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

遇困：“心理落差挺大的”

初到西吉將臺中學，劉磊和伙伴們就遇到了生活上的考驗。據他回憶，臨行前學長學姐們曾提醒要做好心理準備，“但是當時不管他們怎么說，我們都懷著很向往、很憧憬的心情，也覺得那不會是什么困難”。

然而，西海固的冬季寒冷漫長，從10月至次年5月“隨時都會下雪”；氣候寒冷干燥，三個南方人“經常一起床就發現流鼻血了”。輪到早讀看班時，劉磊6點多就要起床，“室外最低溫會達到零下二十度左右”。平日里，生活用水需要去專門的水房打好拎到宿舍，廢水也必須倒入特定的下水道，“冬天學校里的水管容易凍住，這時候就會沒水用”。上廁所需要從學校北邊穿過一整個操場到南邊的樓里，“洗澡和洗衣服也不方便”。往屆研支團學姐買回的半自動“志高”牌洗衣機成了代代相傳的“寶貝”，雖然每次注水、洗衣、脫水、排水都需要人專門站在旁邊手動操作，但“在冬天很冷時它確實算是幫了大忙”。

將臺中學支教點的洗衣機

困難還不止于此。鄉鎮中學的硬件設施隨著經濟發展日益完善，生源數量和水平卻因人口城市化有所下降。劉磊坦言，剛開始個別孩子對基礎知識的掌握令人擔憂。懷著滿腔熱望來到這里，半個學期過去班級成績也并無起色，甚至“我們成天著急但他們自己看上去滿不在乎”，這些都讓劉磊感嘆“心理落差挺大的”。第20屆研支團成員、現新聞學院博士生施暢曾比喻：“我常感覺自己就像西西弗斯，班級成績就是那塊巨石，我努力地推它往山頂走去，又眼睜睜地看著它滾回原處，日復一日。”

林伯韜也在教學和管理過程中遇到了挑戰。王民中學的一些孩子天性頑皮，下手沒輕沒重，“打架能把門牙打掉”。林伯韜在學校里負責教授道德與法治課，他認為自己不僅要講課程內容，還要“教會他們怎么做人”。作為三名支教隊員中個子最高的男生，他也常挑起管紀律的擔子，而如何“制服”孩子們一度讓他感到困惑。一次夜間查寢結束后，林伯韜又留守了一個多小時，發現有間宿舍“吵鬧得正歡”，影響了其他學生休息，且批評過后仍未改觀，于是領著他們一起去操場跑了兩圈。“現在折騰夠了，可以好好睡覺了吧？”他催學生快快睡覺，再次提醒保持安靜，表示自己還會來檢查。“這時候就有個孩子用方言念叨了一句臟話。”感到“忍無可忍”的林伯韜把這位同學領去了校長辦公室處理，他表示，“這種小事情其實也不少”。

成長：“共同尋找相互促進的方法”

和學生們相處久了、家訪次數多了，林伯韜發現“每個孩子其實都有自己的故事”。他們當中的不少人過得并不容易，可能留守家中，可能經濟拮據，可能父母雙亡。林伯韜希望與他們“建立超越師生的友誼”，多給他們關懷。面對調皮的孩子，他也逐漸摸索出了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讓他們能夠“親其師，信其道”。比如，他會記住“問題孩子”的生日，在當天的課堂上播放生日歌、送上小禮物，“這招百試百靈，現在全校沒有特別不服我的學生”。

劉磊與學生們感情的深化則源于一次關于離別的“預演”。2020年11月下旬，他有事需要回上海一趟，班里的學生聽說后，“好像一下子丟了一個親人一樣”，一下課就從宿舍門縫里給劉磊塞紙條。“平時惹老師生氣的懊悔，沒有認真學習的愧疚，得知老師要離開時的不舍……大家把心聲全寫在了紙條上。”次日清晨，天剛蒙蒙亮，準備趕飛機的劉磊發現學生們跑到了宿舍門口，“堵著我，說不讓我走”。到上海后，他收到班主任老師的短信，“學生們問我什么時候回去”。

當時的劉磊陷入生活和教學的雙重困頓，初來乍到時的新鮮感已被疲倦取代，但這次短暫的分別使他感受到了孩子們的真心。

從上海返回西吉后，劉磊反思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加快了家訪的腳步，希望多和學生交流，“你只有真正地去走近他們，才能得到他們的信任”。學生們經歷過這次離別后也更加珍惜與劉磊的情誼，課上“鬧騰”的少了，課后請教的多了。“孩子們有時也能看出我的一點點疲憊，想要和我共同尋找相互促進的方法。”第二個學期，班級成績走起了上坡路。

孩子們也成為了劉磊克服生活困難的一大精神動力。在家訪中，他看到有不少學生生活條件比自己更艱苦，“小孩子都能夠那么開朗歡樂地學習，我們作為老師，更要做好榜樣”。

在漸漸與學生們打成一片的同時，支教隊員們自己也在成長。林伯韜盤點起自己的收獲，除了“廚藝真的長進了不少”，還有在教學過程中獲得的理論知識提升；最重要的是，支教隊員們從象牙塔里走了出來，在一線看見真實的中國基層。第17屆研支團成員徐馭堯也認為，一年的支教生活“讓人深刻體會到了社會的參差和多樣，從而對他人有更多的包容和同理心”。他補充道：“這個世界上優秀的人太多，有時候他們只是運氣不好生在了偏遠落后的地方，所以前進的路上多一些艱難。”

開窗：“我相信他們會永遠需要這樣的窗口”

對于支教點而言，復旦研支團成員的加入，并不僅僅意味著校園里多了幾位新老師。事實上，研支團以“教學-家訪-文化-資助-宣傳”五位一體的幫扶方式在基層一線開展支教扶貧服務。

與當地教師相比，研支團老師的確存在一定特殊性。“我們和學生們想象中的傳統的老師是兩種形象，他們會更愿意把心里話跟我們分享，所以我們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快樂和陪伴，以及對美好未來的希望。”林伯韜這樣說。教學之外，他們嘗試為孩子們帶去更多。

將臺中學的圖書館是復旦研支團早年間通過多渠道募捐籌建成的。這里已經建立起較成熟的管理體系，學生們在老師的引導下借閱圖書。廣播站和文學社則各自匯聚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學生，支教老師們會給予相應的指導。第20屆復旦研支團成員阿卜杜米吉提·艾買提喜歡足球，得知學校由于條件受限無法開展上級要求的足球培訓，他毛遂自薦，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建立了兩支男生足球隊和一支女生足球隊，并為球隊爭取到了上海上港集團每年6萬、為期5年的經費資助。

王民中學的校園生活也并不單調。國旗護衛隊是學校的王牌項目，自2019年由復旦大學國旗護衛隊成員、第21屆研支團成員薛鷺牽頭成立以來，目前已累計培育了四十余名隊員。林伯韜來到這里后，發現很多同學一上臺就特別緊張，于是創建了主持人隊，帶同學們晨讀。“早上6點半還很冷啊，有時候我還遲一兩分鐘到，但他們都在等我了。”合唱團和攝影隊也在慢慢組建起來，報名的同學不在少數，但由于設備不足、專業老師匱乏等原因，社團離“完善”還有較大距離。

圖片

王民中學國旗護衛隊隊員在升旗

喜歡攝影的林伯韜在b站有自己的賬號，支教生活中，護衛國旗、組織合唱、設計校服等故事都被他用視頻一一記錄。“這是我和孩子們一起拍的。”他笑道。在視頻《復旦支教老師化身tony為同學愛心理發！》中，林伯韜“變身”理發師，在音樂教室的大鏡子前拿著推子為孩子們理發。原來，王民的孩子們由于交通、經濟等條件限制很難按時理發，林伯韜就特地去縣城拜師學藝，每周為同學們免費理發。他發現，這一舉動還意外地打開了一扇聯通師生情感的窗：原本不愛說話的孩子開始愿意和他傾訴煩惱；一向調皮的孩子會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自己的角色也逐漸由“老師”向“大哥哥”轉變。

林伯韜b站視頻截圖

在這期視頻的結尾，林伯韜說：“我不知道他們對理發的需求還會延續多久，但我相信，他們會永遠需要這樣的窗口。”

曾是新聞學院辯論隊一員的馬雪迎計劃在支教點創建一支辯論隊，“希望能帶去多元視角、辯證思維這樣更持久的東西，哪怕他們未來不上學了，也能保持思考的習慣”。

接力：“團結，服務，犧牲，以及憑良心做事”

服務結束后的第一個教師節，已經回歸復旦校園的劉磊收到了來自西北的問候。有孩子問“老師您能不能再回來給我們上課”，劉磊心里“不是滋味”。他計劃著回去看望大家，但由于疫情反復至今尚未成行。

2021年夏天，施暢作為學院“新聞黔線”暑期實踐隊的領隊，在告別兩年后又一次踏上了貴州息烽的土地。到達的那天晚上，他在夜色中忍不住向隊友們介紹起熟悉的街景，“往這個方向再走一段就到學校了”、“這家店我們以前常來”，語氣里難掩興奮。在他看來，支教老師們“可能或多或少都會追求一種意義”，希望在短暫的一年時光里盡己所能，為這里的孩子“留下一點什么”。而重返故土“是對這一意義的確認”。施暢記得，自己當初的愿望是“盡力播種，靜待花開”，而當再次見到已經畢業的學生們，他發現，“他們不一定在開花，但是長成了這片土地上茁壯生長的莊稼”。有人在貴陽市汽修技能大賽中拔得頭籌，有人入讀幼師專業朝著理想靠近，當年最讓他頭疼的“搗蛋鬼”如今也成為了“可靠有擔當的男子漢”，為實踐隊的調研提供了不小的幫助。施暢感慨：“驕傲又幸福，仿佛時間在告訴我答案。”

王民中學的化學實驗室里存放著一張全校皆知的舊書桌。木桌四周有黑色水筆密密麻麻的印記，那是歷屆復旦研支團成員的簽名。王民中學是寧夏接受復旦學子支教年頭最長的學校，也是復旦大學支教扶貧的一個縮影。23年來，已有51名復旦學子擔任過王民中學的支教老師。2022年4月底，這張書桌被共青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借用作展品，于是林伯韜和隊友們提前簽上了名字。站在桌前時，林伯韜頗受觸動：“你會感覺自己身后站了很多個人，未來也會有很多人站在你的前面。”馬雪迎也表示，這種傳承為自己帶來了信心。

林伯韜在書桌上簽名

在電視劇《山海情》里，初到西海固支教的廈大畢業生郭閩航主動要求前往鄉村小學，卻未能受到白校長的歡迎：“我要的是有編制的、正式分配來的、來了就不走的正規老師……來了又走還不如不來。”面對類似的聲音，林伯韜強調“研究生支教團實際上是一個超越了短期支教的項目”。

同普通的短期支教相比，研支團作為一個集體實現了長期服務。一批又一批的復旦人秉承同樣的理念奔赴支教點，保證原有的援助不斷檔，也可能開啟新的篇章。馬雪迎認為，這種形式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短期支教流動性強的弊端。

被問及“復旦研支團”的集體特質，幾位隊員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李登輝老校長提出的那句“團結、服務、犧牲”。在西海固的寒冬里，隊友之間的相互支持與鼓勵幫助劉磊熬過了艱難的適應期，整個研支團線上線下的互動交流也增添了他面對困難的勇氣。在支教地，入戶家訪、指導社團等日常教學之外的工作是隊員們常做的，但這并非強制性任務，用林伯韜的話說，“做多做少憑良心”。在劉磊看來，這個集體最大的特點是“只要真正到了崗位上，大家都發自內心地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犧牲”一詞在林伯韜眼里“稍重了些”，“但‘奉獻’一定是有的，這也是復旦給予我們的共同的精神”。

林伯韜說，一屆又一屆的研支團成員像是在進行一場“澆灌”的接力。“一開始埋下了一顆種子，然后我們持續地經過這里，用一代代人的青春和熱情去為種子澆水，不停地哺育它。經過長期的澆灌，他們終會開出向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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