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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報]陳勝前：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機制與動因問題

2022-04-22 13: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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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編輯：常 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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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起源與人類起源、文明起源并稱為考古學領域的三大“終極問題”。農業起源是劃分舊新石器時代的根本標志，但是在史前中國廣袤的土地上，農業起源并不是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唯一的文化適應變遷方式。即便是在農業起源區，華北、長江中下游、嶺南地區也各有不同的形式。在沒有農業起源的地區，同時期也發生了文化適應變遷，形式同樣各有不同。隨著近年來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面貌日益清晰。學界逐漸認識到，其中存在著豐富的多樣性，其發展也不是簡單線性的。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問題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必要就這個領域的關鍵問題展開思考，以期推動未來的研究。

時空框架日漸清晰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考古發現大幅度增加，相關認識有了實質性的突破。以最近十余年的工作為例，東北地區先后發現了一系列該階段的遺址，包括大興屯、后套木嘎、缸窯、雙塔、滕家崗等，填補了空白。在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發現了裕民文化，裕民、四麻溝、興隆等遺址的發掘為了解北方草原地帶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提供了新資料。加上既有的考古發現，目前我們可以就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的時間階段進行更細致的區分。

這個階段的開始可以用陶器的出現作為標志。陶（容）器易碎，不適合搬運，它的出現往往意味著狩獵采集群體居住流動性的下降。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至少在距今1.3萬年前后，嶺南、長江中下游、華北、東北，乃至日本、西伯利亞，都出現了陶器。其中嶺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數據更早，部分數據距今超過2萬年。由于測年標本還不夠多，標本的可靠性（其中可能存在更古老的“死碳”）不夠高，年代還有爭議，所以還不能說某地的陶器就是最早的，更不能說其他地區的陶器都是從這個地區傳播而來。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制陶技術曾經在不同地區被反復發明。

結合現有的發現，我們可以把距今1.5萬年左右設為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開始的時間。這個上限的設定是折中的產物，是可以變化的。其下限相對更清楚，那就是距今8年左右，這一時期在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涌現出了一系列新石器時代文化，如上山、彭頭山、后李、興隆洼等。其中，上山與彭頭山的年代略早。之所以用“涌現”這個術語，是因為其出現具有突然性，而且規模前所未有，相關遺址中發現大量的房址、陶器、磨制石器、馴化物種等。

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似乎可以把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進一步區分為早、晚兩期。區分的時間標志是新仙女木事件。這個氣候事件持續的時間只有1000多年，更新世之末的升溫過程被打斷，氣候重又變冷。這個事件可能加速了農業的起源進程。盡管目前考古材料的年代精度還不是足夠細致，但是采用早晚兩期的劃分大致是可以成立的。重要的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看到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發展進程，如在萬年仙人洞遺址可以看到新仙女木事件前后水稻利用的顯著變化。

從分區的角度講，按照文化生態條件，筆者在《史前的現代化》（三聯書店2020年版）中把史前中國分為華北、長江中下游、東北、西南、嶺南、生態交錯帶、青藏高原、西北等區域。由于材料的限制，當時還有兩個區域沒有列入：一個是北方草原地帶，另一個是海岸與海島區域。裕民文化的發現讓北方草原地帶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成為一個可以探究的課題。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加，還可能會在區域內發現更細微的差別，如長江下游與中游地區之間，華北的黃土高原與盆地、山麓、平原區域之間。甚至在同一考古學文化內部也存在差異，如山東的后李文化存在沿河與內陸的區別，廢棄過程研究顯示前者的居住流動性更低。對史前中國這樣一個面積廣大、自然環境豐富多樣的區域而言，必定還會發現更多各具特色的地方適應，這可能是我們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探討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機制

從文化適應方式來看，所謂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就是狩獵采集者如何應對外部（環境）與內部（社會）的挑戰，形成相宜的文化適應模式。因此，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機制的討論必定以狩獵采集者的文化適應機制為中心展開。狩獵采集者研究是人類學與考古學交叉的研究領域，匯聚生態、進化、社會、能動性等眾多的理論與視角。所以，探討狩獵采集者的文化適應機制，是考古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那么，為什么我們要探討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機制呢？原因在于考古推理需要建立理論模式。

考古學通過實物遺存來了解過去，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透物見人，考古推理的路徑則分為歸納、演繹與類比。歸納是從各個具體的考古發現出發，從特殊到一般，最終上升到理論層面；演繹推理正好相反；歸納與演繹相互補充，兩者都不可或缺。這個過程類似刑偵破案，但值得說明的是，刑偵破案有一系列模式可以參考，一定的模式對應一定的材料特征，而不是漫無邊際的推理。模式來自理論研究，它與從材料出發的推理相向而行，從而提高推理的效率。

在當前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特別缺乏對模式的認識，甚至對模式有誤解，認為這樣的推理是用材料套用模式或預設觀點。從模式出發與從材料出發的推理是相互匹配的過程，不是削足適履。排斥模式的結果，就是考古學透物見人的能力不足。其原因在于，無論考古材料多么豐富，其實都只是古代生活非常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材料本身并不會講話，并不能直接告訴我們古代發生了什么。從模式出發的好處，就是能夠直接說明人本身。由于古今生活存在巨大的差距，考古學家必須借助諸如民族考古、實驗考古等“中程理論”來構建模式。所謂狩獵采集者研究，就是模式研究的組成部分。

狩獵采集者的文化適應機制可以分為長期與短期兩個方面。長期的機制包括技術的不斷進步、能動性的提高、人口的持續增長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復雜性的增強與能量最大化策略的形成。短期策略包括提高流動性、發展儲備、擴大食譜、強化利用食物資源、向周邊群體求助等。首先，這些策略的使用會受到環境條件的限制，比如熱帶雨林地區很難實現長期儲備（也無必要），也不利于提高流動性。又如，有的地區缺乏可以強化利用的動植物資源。其次，這些策略存在“天花板”，如流動性的提高，單憑人類步行，每天能夠流動的距離是有極限的。最后，不同策略都有其成本，而且可能相互制約。如流動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群體內成員的流動性可能會產生分化，有些不適合流動的成員反而可能停下來，留在中心營地，讓適合流動的成員進一步提高流動性。這樣，我們就可能在考古材料上看到，一方面適合流動的技術（如細石葉技術）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又出現了中心化的居址以及適合低流動性的技術（如錛形器、石磨盤等）。隨著人口的增加，群體的領域邊界會更加明確，大范圍（資源斑塊之間）的流動性會受到限制，而小范圍（資源斑塊內）的流動性會提高。

在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狩獵采集者長期與短期策略結合可能形成不同文化適應模式，部分模式非常清楚，能夠得到狩獵采集理論與考古材料兩者的支持。其中最顯著的模式就是走向農業生產，但需要注意的是，農業生產的形式非常多樣。就利用的對象而言，可分為谷物種植、動物飼養、根莖栽培，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地的情況，又形成不同的形式。就發展程度而言，也各有不同，程度較低的有“低水平食物生產”，如在嶺南地區，農業生產貢獻有限。程度高的有集約農業，如長江中下游地區形成了以稻作為中心的農業。

第二種模式是走向水生資源利用。水生資源的資源域廣闊，有船運的優勢，適合定點利用，支持定居，同時具有跟陸生資源不同的季節性，能夠較好地緩沖陸生資源不足以及流動性受限所導致的壓力。當然，水生資源利用存在淡水與海洋的區別，還存在不同氣候帶的差別，其中的關鍵在于資源利用的難度與可持續性。離海岸線越遠，利用難度越大，但可持續性更好。

第三種模式就是繼續狩獵采集。上述長期與短期的文化適應策略可以稱為積極的策略，狩獵采集者其實還可以采取消極的策略來應對，如采用降低出生率、溺嬰、棄老等行為，避免產生人口壓力，從而可以繼續狩獵采集。有的地區本來就適合狩獵采集生計，受更新世之末的環境變化的沖擊較小，從而可以繼續從事狩獵采集。

是否還有更多的模式呢？從集約農業到狩獵采集，是連續的過渡，其中存在各種各樣的混合。目前有關模式的歸納還是比較簡單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可以預知，還會建立起來更多的模式，讓考古推理更加精細準確。

動因分析值得精細化探討

有關動因的討論通常缺乏區分，從而將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歸因于唯一或主要動因。但是，任何事物的形成都是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內外因的角度來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涉及外部環境的變化，末次冰期結束，氣候相對溫暖與穩定的全新世開始，對新的生計方式的形成有既推又拉的作用。內因應該是更主要的，但在考古學研究上，這方面的工作還很不夠。

此外，內外因之間的相互關聯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方面。如有研究認為末次盛冰期時海平面下降了一百多米，當時的海岸附近生活著社會復雜性較高的狩獵采集群體。隨著海平面的上升，這些區域被淹沒，這些群體不斷向內陸撤離。人口遷入地帶的人口密度隨之提高，社會復雜性還會傳過來。社會復雜性越高，也意味著社會內部的競爭更強。農業起源的目的更可能是為了獲取進行“宴饗”的生產剩余，而不只是為了獲取基本食物資源。從考古證據來看，浙江的上山文化，其陶器出現早，而且一開始就呈現出分化的形態，存在部分加工精致的陶器（如壺），而且有釀酒的跡象，表明上山文化的社會很可能存在一定的社會復雜性。

目前我們討論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基本都強調推或拉這樣的正面因素，而很少考慮負面的阻礙因素。狩獵采集社會通常是平均主義的，正是這種機制抑制產生生產剩余的動力，農業正是可能產生生產剩余的。因此，農業要起源就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如何打破狩獵采集社會的平均主義同樣也是需要討論的，不破不立，破與立是辯證的關系。社會復雜性的產生是打破平均主義的結果，顯然，某些地區率先取得了突破，這個過程值得深究。

動因不僅有內外之別，還有遠近之分，遠因代表長期的發展，近因則是短期或突發因素的影響。遠因的討論涉及狩獵采集者文化適應變遷的機制，近因的討論則主要考慮的是觸發因素。弗蘭納里（flannery）、林多斯（rindos）等從生態學出發的學者認為根本不需要什么觸發因素，人類與動植物長期穩定的互動就足以導致馴化。這種觀點還可以從自組織復雜系統理論中得到支持，系統處在臨界狀態時，究竟是什么因素觸發突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統如何達到臨界狀態。這里之所以考慮近因問題，是因為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存在與環境事件的耦合關系。至少在華北地區，新仙女木事件可能在農業起源的過程中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可以把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以之為界，分為早晚兩期。

有關中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研究需要關注機制與動因的問題，這涉及理論的深入，可以有效提高考古推理的效率，實現考古學研究透物見人的目的。同時，可以把多學科的理論融入考古學研究中去，協助解決問題，反過來，深入到人的考古學研究成果較之純粹的考古材料更可能為其他學科所引用。

（作者陳勝前，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研究”（21&zd234）階段性成果。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4月2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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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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