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十年前，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千禧年的到來。二十年后，茁壯成長的00后已經來到我們面前。二十年前，我們幻想的未來就是現在。二十年后，我們站到了時間的門檻上。

2020年代真的要來了。在時代的浪潮里，每個人都不只是一朵浪花。澎湃評論部新年特輯《在時間的門檻上》，寫下的是新世紀這二十年，寫下的也是你我。

轉眼2019年即過，時間真的經不起花，尤其是對于我們中年人來說，對時間倏忽尤其易感，總感覺被時間追著、攆著跑，時光機像摁了快進鍵，度年如日，12個月過起來就像12天。一年過起來，就像一個時辰，甚至二十年過去了，似乎在記憶中也無遙遠之感。

遙想二十年前的故事，仿佛就在昨日。比如，澳門回歸，還有9.11事件，當年都是電光火石般的事件，如今多沉沒在記憶的深處。今天驀然回望，發現竟然20年過去了！

再反觀自己，20年前，我還是不知懷舊為何物的光鮮青年。那時候，“70后”尚未定型，“80后”剛進大學，“90后”還在小學；現如今，“70后”開始油膩，“80后”焦心脫發，“90后”忙于打卡，“00后”已涌進大學。時間如流，一切都是過客和漂流物。

一切過往，均有意義。一切過往所有發生的事情，不論被記住，還是遭遺忘，均是有意義的。所有發生過的事實或事件都是進入意義的分揀系統。只不過，意義的分揀系統不是一律的。

每個人都有一套意義的過濾、分揀系統，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結構化力量，也有不同的意義刻錄和解讀方式。在社會共同體里，有記憶的共享面和意義交集。

不論這種記憶來自組織化的記憶儀式，或來自外部的壓力記憶，還是來自個人的選擇性記憶，記憶遇見記憶，就會產生交集。各種記憶以有意和無意的方式累積起來，外化為歷史文本或物化載體，成為一個共同體的集體記憶。

早在90年前，著名思想家施米特在他《中立化和非政治化的時代》的演講中，對20世紀作如下判斷：20世紀已到了一個轉折點上，這是一個徹底的政治化時代。比較而言，他認為，16世紀是神學的時代，17世紀是形而上學時代，18世紀是人道—道德時代，19世紀時技術—經濟時代。

施米特作如此斷語，似乎有點武斷，但不無道理。以百年為單位，對歷史進行并對之進行宏觀把握，對之命名或意義分揀，著實很難。尤其是眼下的21世紀，要對其進行抽象概括和命名，似乎更難。

其實，近20年發生的事情，遠比我們當年預想的復雜得多。福山曾以“歷史終結論”描述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歷史。福山的斷語，有點簡單粗暴，其實，歷史并沒有沿著福山所預言的方向走，實際的軌跡遠比福山的預言復雜。簡單用幾個關鍵詞把21世紀打發掉，似乎沒有那么容易。

后來，有人用后資本主義、后社會主義、后現代、后真相，后人類等等概念，對新世紀以來的歷史進行命名，但這種命名是權宜性、不精確的。不過，我們又分明深切地感到21世紀與上個世紀的不同。

對于每一個深度卷入近20年的人來說，都不難體會出這種強烈的時差，毋需有很好的理論能力和歷史洞察力。只要一個人有足夠的敏感或人生閱歷有足夠的長度，就不難體會這種落差。

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坐標系中，二十年的刻度顯得微乎其微，并不是每個時段都是飽滿、奇崛的，有時甚至有長達數百年的歷史是暗淡無光的。即將翻過去的二十年，是高亮度的，擁擠的。倒不是因為這二十年離我們很近，很多記憶沒有來得及褪色，若把這二十年放進大歷史的取景框里，以1：10，1：100乃至1：1000的歷史比例尺進行度量，這二十年的輪廓都是立體、高大的。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體察近20年的歷史，我有一種切膚的感覺是：無論是近處的人生，還是遠處的世界，均因中國的巨變而顯得不同尋常。進入21世紀，中國一下子進入到世界的中央，整個世界似乎無法繞過她，同樣，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力量，也進入我們人生的腹地，以至于我們整個人也無法繞過她。

20世紀，中國在西方霸權主宰的世界里只是一個邊緣化的角色。在大部分時間里，中國一直是受委屈的，受歧視的。看別人臉色，仰他人鼻息。中國作為早熟的文明體，曾何等的驕傲！俯仰天下，禮和萬邦，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以文化、文明的方式展開的，而不是掠奪的，征服的。

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文化的內容與中國文化占有的空間都不斷變化：由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的“中國”。每一個階段，“中國”都要面對別的人群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不斷接觸與交換，或迎或拒，終于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那些鄰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別人”融合為一個新的“自己”。

這一“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使中國文化不斷成長，也占有更大的地理空間。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經歷數千年，一個多元而復雜的中國文化體系，終于成形。但等到世界歷史進入西方時間時，西方則以野蠻、掠奪的方式對待中國，中國為此忍受了百年屈辱。

21世紀，中國重新回到世界中心。但是，這個時期的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有點復雜。尤其是西方世界，不適應中國和平崛起之后的世界格局。有的國家以“退群”方式，逃避責任，把世界弄臟、搞亂之后，讓別人去收拾殘局。

中國帶著責任進場，逆水行舟，扮演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壓艙石和動力引擎。很難想象，21世紀的世界，如果沒有中國該是什么樣的世界？

還有一個深切的感觸是：這20年，新媒體技術翻江倒海，把整個世界重新翻個遍，重新對世界進行基因重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每一個微觀世界，改寫了時間和空間的傳統定式，也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邏輯。

2010年，谷歌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和谷歌智庫負責人賈里德·科恩在《外交事務》上共同發表“數字化顛覆”文章指出，連接技術作為連接人與人、人與海量信息的工具。它的問世和擁有的能力為21世紀帶來無數驚喜。

2013年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指出，世界實現超高速連接，每一份工作、每一個行業也將進入超高速模式。近20年，新媒體技術在中國的創新擴散，堪稱歷史的奇跡。恐怕任何一位預言家，都很難預測到新媒體技術對于中國的深廣影響。互聯網成了中國社會的最大社會變量。在這巨大的革命性力量面前，哪怕有再厚的墻，也能被它翻越。

時下，新媒體技術進化論大行其道。技術從對人的影響，開始從外部，悄然進入內部，逼近人的智慧腹地，復制人的智能，以至于“機器越來越像人”。這逼著人的智慧“道高一丈”。

值得憂心的是，人的智慧則在退化，以至于“人越來越像機器”。若人反過來成了技術的奴隸，世界有一天被技術征服，這該是怎樣的反諷呀！

我們不妨杞人憂天一下，趁著機器還沒有成“人”之前，我們趕緊做點什么？首要的前提是：要把“人應該成為什么”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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