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在演講。

基因編輯技術在治療遺傳疾病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時，是否會污染人類基因池？人工智能在解放人類生產力的同時，其安全性和倫理規范如何保障？ 大數據在方便人類生活的同時，數據共享帶來的隱私問題和信息安全問題又該如何解決……科技在發展，越來越多的科技倫理問題也在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4月18日，由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主辦的2019科技倫理研討會在德清召開。面對“國際背景下中國科技倫理問題的挑戰和應對”的話題，8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多位來自國內外科技、人文領域的專家學者展開了一次次觀點碰撞……

基因編輯帶來的倫理安全之問

從2015年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黃軍就教授團隊利用crispr-cas9技術成功修改人類胚胎dna治療β地中海貧血癥，成為crispr技術首次應用于人類胚胎編輯的案例，到去年年底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團隊宣布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健康誕生，在全球掀起軒然大波，基因組的編輯因其難以逆轉和可實現代際遺傳的特質，其涉及的諸多倫理和安全問題，一直是大眾關注的熱點。

基因組編輯技術是指在生物基因組中特定位置精確插入、刪除、替換及修飾dna的遺傳工程技術。其中，crispr-cas9技術自2013年被首次成功應用于哺乳動物基因組編輯以來，已被全球各地實驗室廣泛采用。

目前，基因編輯技術已被熟練應用于疾病模型構建、靶向藥物開發、遺傳性疾病治療、農作物育種等各個領域，并取得了諸多突破性成果。

“科技突破值得鼓勵，但還是要有踏實的科學態度。”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說，基因編輯技術不是十全十美的。從技術本身而言，crispr-cas9技術有著先天的技術缺陷，其存在“脫靶”的可能性，從而帶來不完全可控的基因突變等問題。

在許智宏院士看來，胚胎編輯可用于基礎研究，但要嚴格注意其倫理問題。

對此，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和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翟曉梅也有著類似的看法。“‘創新’是一個科學層面的問題，技術好壞則是一個倫理層面的問題。分歧、沖突不一定是件壞事，重要是看它是否會影響一個科學家的價值判斷。”翟曉梅說，科技的臨床應用是需要用時間去驗證其安全性的。同時，大家對于新技術道德層面的討論，更多應著重于其應用的社會價值。

生物技術領域之外，當下熱極一時的大數據、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的科技倫理和安全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在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王國豫看來，大數據是建立在數據共享基礎上的，而這些數據又是來自于一個個數據所有者，因此就牽扯到隱私保護的問題。

“數據孤島打通之后，生活、工作方便了很多，但大數據同樣可用于定位、追蹤，人就成了‘透明人’，沒有隱私就沒有了安全感，兩者有著一定的內在矛盾。”王國豫說，保護隱私，理論上可通過知情同意等方式來實現，但實踐起來卻并不容易。“就像我們平時在同意一些網絡條款時會發現，我們無法知曉這些數據到底誰在用，他們又有著使用目的，因此，既沒辦法‘知情’，也沒辦法‘同意’。”

負責任的創新當為破解之道

那么，這么多的科技倫理風險襲來，我們到底該如何去應對和化解呢？

荷蘭代爾夫特科技大學教授杰若恩·凡·登·霍溫。

在荷蘭代爾夫特科技大學教授杰若恩·凡·登·霍溫看來，通過“設計”解決道德沖突、倫理沖突不失為一條理想之策。對于科學家而言，這樣的“設計”即是一種負責任的創新。“安全、可持續、私密性是科學家在科技創新過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則。”霍溫說。

在人工智能領域從事了20多年研究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陳小平說，目前，人工智能領域倫理規范的建構需要研究者首先參與其中。“短期內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危險，但也需要開始倫理規范建設。”陳小平說，目前在這方面，他們已經開始通過分行業做課題的形式在開展起來。

“科學倫理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應該把科技倫理與商業倫理結合起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史玉民在研究過賀建奎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到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學術生涯變化后認為，賀建奎在科學研究上的一系列變化與商業有著密切關聯。

當然，除了研究者個體參與之外，社會宏觀層面上的科技倫理體系建設同樣不可或缺。

王國豫看來，科技倫理規范需要實現制度化。“負責任的創新是科學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濫用科技，只會造成越來越多人不愿讓渡部分權利，從而不利于科技發展。”王國豫說。

就基因編輯領域來說，許智宏院士認為，有必要在國家層面成立具有法律職能的權威部門，組織跨部門的倫理委員會，并研究制定基因編輯技術發展與應用的“紅線”。

美國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助理教授羅薩莉歐·伊薩斯。

“技術是突破性的，而法律是循規蹈矩的；當法律跟不上時，要用倫理來補上。”美國邁阿密大學米勒醫學院助理教授羅薩莉歐·伊薩斯說，面對科技倫理道德挑戰，各國應建立起全球社區來共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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