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提出要加快民間資金向民間資本轉變，努力促進以民營經濟為主的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實現“追趕型、跨越式”發展戰略。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是全國的典范，他們的發展經驗，可以為四川省提供借鑒。本文擬通過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歷程、現狀的分析研究，探尋其快速發展的原因。

一、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本上是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民營經濟瀕臨滅亡，浙江也不例外，因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這之后，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初，民營經濟發展以“集體”經濟為主。

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個體經濟開始出現，隨著改革的推進，上世紀80年代，私營經濟開始出現，但一直到90年代初，國家對私營企業還持觀望態度，實行“三不”原則，不提倡、不宣傳、不抵制。個體私營經濟實現了“0”的突破，但一直發展緩慢。到1990年，個體私營經濟占gdp的比重僅為15.7%。而與此同時，不少私營企業主出于對自己合法生存地位的疑慮，或者為了少惹麻煩，迫不得已戴上了集體所有制的“紅帽子”。因此，集體經濟雖在形式上屬于公有制經濟，但在這一階段卻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

這一階段，浙江以城鎮和鄉村集體工業為主的集體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1978年，全省集體工業增加值僅17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6.2%，到1990年，集體工業增加值已達223億元，比重達到61.3%，12年時間集體工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5.1個百分點。在1990年的國民經濟中（gdp），集體經濟比重高達53.1%。

第二階段：1992年至1997年，民營經濟發展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集體”經濟開始萎縮。

這一階段，國家開始承認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將個體私營經濟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更增強了浙江發展民營經濟的信心，極大地推動了民營經濟的發展。1991年到1997年，浙江經工商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分別由100.3萬戶和1.1萬家增至153.2萬戶和9.2萬家，從業人員由155.8和16.9萬人增至256.4和135.5萬人，注冊資金由40和7.3億元增至219.9和470.6億元。在工業領域，個體私營經濟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個體私營工業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5%升至1997年的40.6%。經過這一時期的發展，全省個體私營經濟增加值由1990年的141億元增至1997年的1564億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由15.7%上升到33.7%。

與此同時，由于改制、“紅帽子”被取等原因影響，集體經濟開始萎縮，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3.1%下降到1997年的36.7%。

第三階段：1997年至今，個體、私營、外資，以及產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全面發展。

一方面，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浙江個體私營有了較好的積累，為整個民營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黨的“十五大”、“十六大”的召開，以及其后的憲法修正案，進一步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政治合法性，及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浙江民營經濟在一個更加寬松的政治、政策和社會輿論環境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開始了新一輪的蓬勃發展。這一階段，浙江個體、私營、外資，以及產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開始全面發展。到2002年，浙江個體私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47.1%，比1997年上升了13.4個百分點。同時，這一階段民營經濟的產權形式更多的表現為產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以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為例，1998年私營獨資企業為952家，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為937家，分別占私營企業單位總數的42.3%和41.6%。到2002年，私營有限責任公司達7467家，占私營企業單位總數的72.5%，比1998年上升了30.9個百分點，私營獨資企業2252家，所占比重下降為21.9%。

二、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目前，浙江民營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相當大，領先于全國其它經濟發達省市。2002年，浙江個體私營經濟創造增加值3667.6億元，比江蘇、山東、上海分別多658億元、598億元、3181億元；其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1%，分別比江蘇、山東、上海高出18.8、18和38.1個百分點。與廣東比，廣東2002年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缺乏廣東個體私營經濟的增加值數據）雖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4.3%，只比浙江低0.5個百分點，但廣東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比重遠高于浙江，因此，廣東的個體私營經濟比重也比浙江低得多。當前，浙江的民營經濟表現出以下特點：

1.個體私營單位發展快，數量多。浙江省工商局統計顯示，2003年浙江新登記私營企業71434家，新設立個體工商戶311550戶，平均每天有234家私營企業完成注冊，每天有1026戶完成設立。截止2003年底，浙江的個體私營企業共達189萬家（戶），私營企業總戶數首次超過廣東，躍居全國第二，列江蘇后。

2.個體私營經濟實力強。自2000年來，浙江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注冊資本總量每年以500億元的幅度遞增，到2003年底已達2515.43億元。全省百強民營企業中，有68家的年銷售額或營業收入超過10億元，排在榜首的萬向集團年銷售額達到了118億元，排在最末的恒柏集團也達到了7.19億元。國家工商聯公布的數據表明，2002年，全國民營企業綜合實力500強中，浙江占170家，總量居全國第一。

3.以個體私營為主的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浙江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實力的增強。主要表現：一是民營經濟推動了浙江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二是民營經濟成為浙江增加就業的重要渠道；三是民營經濟成為浙江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四是民營經濟成為浙江外貿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五是民營經濟投資成為浙江投資需求較快增長的重要因素；六是民營經濟發展是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方面。

三、浙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探討

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在全國處于領先位置，究其原因，一是浙江民營經濟有進入市場創業的動力和環境，二是浙江民營經濟經營采取了適當的技術手段。

（一）浙江民營經濟進入市場創業的動力和環境

1.窮則思變。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一方面浙江是海防前線，在國家的統一規劃中，承擔著鞏固海防的戰略重任。從戰備考慮，國有企業不宜擺在海防前線，因而國家在浙江的投資相對于內地省份要少，因此浙江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據統計，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產值占77.63%，集體工業產值占22.37%；而浙江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產值只占61.34%，集體工業產值為38.66%，集體工業的比重比全國高16.29個百分點。在浙南一些地方，例如溫州，有的縣簡直就是“國有工業空白縣”，唯一的國營企業就是縣城中的國有商店和國有銀行。另一方面，浙江是一個資源小省，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耕地資源稀缺，人均耕地僅0.62畝，不到全國平均數的一半。在此情況下，當時浙江一些地方的人民生活相當困難。迫于生存的壓力，只要政策一有松動，就會有大量的浙江人另找生活出路，或者外出經商，或者創業辦廠（有的只是一些小作坊）。這種計劃體制的忽視和資源上的劣勢反而成了浙江人民邁向市場化的動力，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動力。

2.文化背景。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單是那種隨處可見的商業上的精明，而且是一種精神氣質”。而浙江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快速發展，與其有相適應的文化背景分不開。即浙江特有的文化（主要是以沿海一帶，如溫州、臺州、寧波等地的文化為代表）集中體現在浙江人的吃苦耐勞、堅韌不拔、勇于創新、工商并重上。具有傳統文化和海洋文化兩方面的特征。前兩者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特點，而后兩者則體現了海洋文化的特點。

（1）吃苦耐勞。面對自然資源匱乏、工業基礎薄弱的生存壓力，浙江人不等不靠，或者外出經商、或者創業辦廠。如上世紀80年代初，在全國各地都可看到浙江人背井離鄉，肩挑背扛著各種商品走鄉串戶。其創業史充分體現了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

（2）堅韌不拔。浙江人在艱苦環境中，磨煉出了承受自然條件和市場競爭摔打的堅韌不拔精神。對此，溫州人形象地自比為“野草”，“善于從石縫中長出來”。例如，1994年17號臺風橫掃溫州，大風、大雨、大潮造成百年未遇的嚴重災害，而溫州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園，迅速恢復生產，不久又是一派繁榮。

（3）勇于創新。浙江人敢冒風險，敢為人先，敢于沖破各種陳規陋習和僵化思想的束縛，具有一種錢江大潮洶涌澎湃的氣概，具有第一個“吃螃蟹”的精神，具有“爭喝頭口水”的超前意識。早在50年代末，浙江永嘉人民就嘗試過包產到戶。全國第一批發放的個體工商執照，第一批聞名全國的農村專業市場，第一座農民城，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業等等，這一個個“第一”都誕生在浙江。這充分體現出海洋文化的特點。

（4）工商并重。浙江人自古對“百工之技”極為推崇，能“握微資以自營殖”，認為“利義并存”、“工商皆本”，將工商業推向較高的地位，形成了工商業傳統，與傳統的儒家文化有所差別。這種工商業傳統，充分體現了“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與“三個有利于”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左”的思潮盛行時期，浙江許多地方仍想方設法發展家庭副業，不怕壓，不氣餒，“資本主義尾巴”割了又長。

3.政府“寬容”。浙江民營經濟之所以能敢為天下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地政府的“寬容”。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一些地方政府根據當地的發展情況，采取默許，甚至“合謀”的方式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比如，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其財政收入的85%來自于民營企業，但當時的浙江省委三次調整了溫州的領導班子，每一次新上任的“一把手”都曾想按上級意圖發展國有或集體經濟，但他們很快就明白，在溫州，真正有活力是民營經濟，于是明里暗里地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當地政府的這種“寬容”，實際上就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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