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要求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在此基礎上，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作出“一般工商業電價再降10%”的承諾，讓清費減負有了更多期待。

幫助企業輕裝上陣、聚力發展，這不是一句空話。僅在2018年，國家發改委就于四、五、七、九月連續發文，細化降電價相關事宜，并在第一時間得到電源、電網環節企業的積極響應。中國華能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曹培璽曾表示，電價降低一分錢，發電行業要讓利上百億元。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也紛紛主動降低用戶用電成本，去年的電價“讓利”幅度分別高達915億元、223億元。得益于此，2018年，全國平均電價降幅超過8分/千瓦時，超額完成降電價10%的任務。

花了力氣、下了功夫，卻未換來皆大歡喜的結果。部分用戶竟遲遲未能收到這份降價“大禮包”——電費非但沒降，反而出現電價明降暗升、重復繳納電費、降電價退款遭截留等亂象。追本溯源，問題出在了轉供電環節。

在無法直接供電的區域，電網企業與終端用戶之間多了一個轉供電主體，比如寫字樓、商場、產業園區的租賃方、物管方等，就是這樣的中間商，讓數千萬一般工商業用戶無法感知降電價帶來的實惠。有統計數據顯示，全國至少有40萬轉供電主體，為3400萬左右終端用戶提供服務。針對電網企業尚未完全覆蓋的區域，由這些社會資本建設供配電設施，一定程度上可彌補不足、保障供應，轉供電因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那么降電價為何又被攔在了這一環節？我們且試著捋一捋。

從主觀層面看，部分轉供主體受到利益等因素驅使，對政策理解不透徹、落實不積極，甚至帶有僥幸、抵觸心理，知之而不為之。其表現主要有二：部分“中間商”將轉供視為利潤來源之一，或肆意提高電費賺取價差，或對國家退還的降電價費用暗中“截胡”；更有甚者，將公攤、線損、日常運維等費用一并納入電價，轉嫁到用戶頭上，以降低自身轉供成本。

對于前者，《電力法》等法規已明確，超越權限制定電價、在電費中加收其他費用等行為均屬違法。對于后者，國家發改委在2018年3月發布的《關于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指出，“相關公用設施用電及損耗通過租金、物業費、服務費等方式協商解決，或者按國家規定銷售電價向電網企業繳納電費，由所有用戶按各分表電量公平分攤”。但究竟如何協商、據何公攤，或者說這些費用應由誰承擔、如何承擔，目前尚無明確標準。對此，大部分轉供電主體并未公開相關信息，終端用戶更是無從知曉。

從客觀層面看，復雜多變的轉供環境，使得轉供電主體的監管難以面面俱到，也是問題所在。在寫字樓、商業綜合體、居民社區周邊等場景中，轉供電主體點多面廣、數量龐大，加之終端用戶相對分散、流動性強，這對前期降價要求的有效傳達和后期的監管工作來說，都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在監督執法環節，上游電網企業對拒不整改的轉供電主體，特別是自然人轉供的處置暫無明確法律依據，依法依規處理的難度相對較大。

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是國家對廣大工商業用戶的承諾，任何主體都不應更不能克扣這項紅利。如今，新一輪降價行動再次啟動，如何揚長避短、落實到位，讓用戶實實在在感知并享受優惠，已成為當前降電價工作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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