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近海漂向大洋，再深入極地，海洋微塑料在全球海域已廣泛分布。

在近期舉辦的第十二屆亞太經合組織海洋與漁業工作組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成員、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偉就“亞太區海洋微塑料來源和分布研究”做了工作匯報，并就統一微塑料采樣分析方法、深化微塑料對人體潛在威脅的評估工作等進行了呼吁。

“這類由海洋塑料垃圾分解破碎產生，直徑小于5毫米的碎片，可損害海洋生物消化道，并攜帶有毒物侵入生物體內。”黃偉表示，目前對微塑料毒理效應的具體看法仍有爭議，需加快規范研究方式并探明其分布情況，實現相關研究的整體推進。

微塑料分布情況逐漸清晰

“濱海沙灘沉積物與河口水體中的含量普遍高于遠離河口的水體，二者相差若干數量級。”黃偉接受采訪時表示，根據我國目前發表的東海、長江口、南海等海域的微塑料空間分布情況，可看出這一分布特點。

“以長江口表層水體為例，其微塑料豐度約為每升2至6個，”黃偉介紹道，據團隊檢測，渤海的水體微塑料豐度約為每升0.0001至0.0006個，人口密度、區域洋流情況、城市發展情況等均是造成不同海區微塑料空間分布差異的原因。

據了解，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和浙江大學海洋學院共同進行的“亞太區海洋微塑料來源和分布研究”已耗時三年，就亞太區海洋微塑料分布狀況也獲得實質性進展。

“亞太區海洋微塑料污染情況較嚴重。”黃偉告訴記者，根據團隊對水體中微塑料含量的檢測，東北太平洋每平方米約為0.02至0.45個，南太平洋約為0.027個，二者均比澳大利亞周邊海域的微塑料含量高一個數量級。

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王菊英曾表示，除人類活動外，微塑料在海洋環境中的遷移還受到塑料組成、生物攝食、海底地貌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目前大洋環流區和深海被認為是海洋微塑料重要的匯聚地，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證明。

“我們接下來準備對研究再做細化，以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多的河口為研究對象，”黃偉說，希望能通過建立微塑料擴散數值模型，探析出詳細的亞太海洋微塑料分布及遷移機制。

采樣和分析方法趨待統一

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我國有關微塑料樣品的分析技術正趨于統一，在樣品被送入實驗室前，“采樣”環節的規范性仍相對滯后。

每立方米2200個和每立方米0.3個——這是在2018年的apec海洋垃圾防止創新途徑研討會上，兩個科研團隊各自就渤海微塑料豐度檢測的數據，差異之大不言而喻。

黃偉表示，由于不同海域周邊環境、水動力條件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差異，會造成微塑料分布水平的差異，影響不同團隊的檢測結果。

“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人員采用的研究方法不統一造成的結果差異。”黃偉補充道，形形色色的采樣方式、篩網孔徑、前處理方法及計量單位等造成的研究結果迥異，勢必會阻礙微塑料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黃偉看來，規范化采樣和分析方式，不同團隊的研究數據才有可比性，也有助于對微塑料的治理管控和對生物影響機制的研究。

近兩年來，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立項開展了海洋微塑料監測標準的制定工作，旨在盡可能減少由于方法差異導致的結果偏差，相對統一的采樣與分析方法已初步建立。

對人體影響機制尚有爭議

對人體究竟有什么影響？這是公眾對微塑料*關切的內容。

2018年，美國《紐約時報》曾報道，奧地利科學家已在來自不同國家的8名志愿者的糞便樣品中，各檢測出多達9種不同類型的塑料，*次確認微塑料進入人體。

由于人體內發現的塑料聚合物種類多樣，科學家認為，海產品、塑料垃圾以及日常塑料用品，均是人體微塑料污染源。

迄今為止，國際上對不同海域海洋生物體內的微塑料污染狀況已有大量研究報道，但微塑料對人體具體會產生什么危害，仍無相關研究結果可直接表明。

眾所周知，塑料制品在環境中需要幾百年才能降解，若任由它累積和污染，會加劇其對環境和生物造成的威脅。此外，微塑料作為其他污染物的載體容易吸附重金屬等污染物，被海洋生物攝入后沿食物網傳遞，也可能會對海洋生態系統產生無法估量的影響。

據了解，對于微塑料的毒理效應，學界還存在爭議。

我國自然資源部也曾對近岸生物體內微塑料進行廣泛調查，室內毒理實驗結果表明，部分海洋生物在攝入較高濃度微塑料后會有腸道組織病變、1活性改變等影響，但其實驗濃度和實際環境濃度相差甚遠，不能較好地運用于生物健康風險評估。

黃偉介紹道，團隊在去年也開展了類似實驗，但實驗生物的上述指標并無顯著反應。目前正在通過更靈敏的指標進行測試，測試結果有待進一步驗證。

“對微塑料毒理效應的研究，要求科研人員更加嚴謹細致。”黃偉坦言，微塑料對于人體影響機制的確認，仍需經過一段時間的科研沉淀。

以上是網絡信息轉載，信息真實性自行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