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任何革命性的趨勢一樣，人工智能（ai）的崛起同樣帶來了重大的機遇和難以應對的挑戰，但其中最嚴重的可能并不是最常討論的風險。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最新研究顯示，人工智能具備顯著提高整體經濟生產率的潛能。即使考慮到過渡成本和競爭效應，截至2030年它也可以使總產量增加13萬億美元，同時每年提高全球gdp 1.2%左右。這將超過—或至少也能與過去通用技術的經濟影響力相媲美，包括19世紀的蒸汽動力、20世紀的工業制造以及21世紀的信息技術。

也許，人工智能最讓人們擔憂的問題是，其未來取代的崗位可能比創造的更多。但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顯示，長期來看，人工智能的采用或許并不會對凈就業產生重大的影響。截至2030年，對該行業的追加投資可以貢獻5%的就業崗位，而其所創造的增量財富可以推升勞動力需求，使就業崗位再增加12%。

盡管整體狀況十分樂觀，不好的消息也同樣存在。首先，感受人工智能的好處可能需要時間—尤其是在生產率方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截至2030年，人工智能對增長的貢獻可能是今后5年的3~5倍。

上述結果與所謂的索洛計算機悖論相一致：生產率的提升落后于技術進步—這是數字革命期間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部分原因是，起初，經濟體面臨高額的落地和轉型成本，而這種成本往往會被人工智能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忽略掉。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模擬研究表明，未來5年這些成本將占到潛在總收益的80%，而到2030年卻將下降至潛在總收益的1/3左右。

人工智能革命另外一個令人不安的潛在特征是，它所產生的效益不太可能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帶來的“人工智能差異”將進一步強化數字差異已經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和破壞競爭的鴻溝。

上述差異可能來源于三個領域：在公司層面，完全不采用人工智能技術的企業可能因市場份額的喪失而面臨20%左右的現金流下降，從而致使他們面臨裁員的壓力。在技能層面，以重復性操作和低數字技術含量為特征的職務，可能從占就業總人數的40%下降到2030年的僅30%左右，而在工資總額中的比率從33%下降到20%左右。在國家層面，絕大多數發達國家與今天相比，可能獲得20%~25%的額外經濟收入，而新興經濟體可能僅增加5%~15%。

發達經濟體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因為它們在落實此前的數字技術方面能夠更進一步，還有極強的動機來采用人工智能技術：當前的低生產率增長、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

相比之下，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數字設施嚴重不足，創新和投資能力薄弱，而且缺乏牢固的技術基礎。再加上低工資的動機抑制效應和充足的生產率追趕空間，這些經濟體似乎不太可能在人工智能應用領域，與那些發達國家伙伴保持同步。

這些人工智能差異的興起和擴大，并非不可避免。尤其是發展中經濟體可以選擇采用前瞻性的思維方法，包括強化其數字基礎并積極鼓勵對人工智能的應用。同時，為了確保滿足不斷變化的工作需求，企業可以在支持低技術群體的教育升級和持續學習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但上述差異所造成的風險絕對不容低估。遠見和毅力對于人工智能革命的成功至關重要，因為它在帶來長期收益之前將會造成短期的痛苦。如果上述痛苦出現在人工智能收益分配不均且令民眾倍感沮喪的背景下，可能就會引發對技術的強烈抵制，而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的情況下，本來是可以創造出提高生產率、增加收入和催生就業需求的良性循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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