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個古老的話題，有關城鎮化問題的討論，早在英國工業革命后隨著現代城市的產生，就開始出現了，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偉大的著作《國富論》中，就有有關工業化過程中城鄉關系的討論。但顯而易見，在每個時期，城鎮化會成為理論與政策的討論中心，都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都有著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

近幾年來，城鎮化能成為中國政府與中國理論界討論的中心問題，顯然是與2007年爆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緊密相關。回顧改革開放這三十年，特別是新全球化展開以來的這二十年，中國經濟能夠出現持續的高增長，是建立在外需高度擴張的基礎上，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的供給和需求結構。有關分析說明，至少在新千年以來，中國的生產和投資，有一半以上是與出口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這種情況在2007年達到了高峰，當年凈出口占gdp的比重達到8.8%，而2000年只有2.4%。

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使中國外需增長過程中斷。開始時許多人認為，次貸危機與以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沒有什么不同，是周期性的波動，因此中國的外需很快就可以恢復，但是在危機已經爆發六年后的今天，大部分人的想法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這場危機的特殊性開始被世人所認識，危機將會持續很長時間的觀點開始成為主流認識。隨著發達國家為擺脫危機而不斷實施了走向極端的貨幣政策，關于可能會爆發更大規模的貨幣金融危機的討論也多了起來。若外部危機綿延不絕，中國的外需就難以恢復，中國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回到以往依靠外需拉動的軌道。

所以在危機爆發后，特別是近三年，關于必須尋找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的討論逐漸熱烈，怎樣從外需轉向內需，內需的拓展重點應怎樣選擇，是必然要涉及的問題，而城鎮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走入了理論與政策的中心領地。

那么為什么在今天的中國，城鎮化會成為拓展內需的主要方向呢?簡單地說，工業化所創造的供給，是為滿足城市人的需求發生的，所以工業化與城鎮化不可分割。但是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這30年中，由于不同的歷史原因，使中國采取了“城鄉分割”的發展方式。“城鄉分割”在改革前的30年，使中國得以快速發展起一個足以自立的重工業，但是卻積累了龐大的農村剩余人口。改革開放這30年，雖然通過“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辦法，在較短時間內解決了農村人口工業化的問題，卻還沒有解決農村人口城鎮化的問題。在今天反思新中國60年來的發展歷程，這種抑制城鎮化的戰略取向雖然有其歷史功績，但發展到今天弊端也暴露無遺，就是由于保持了龐大的低收入農村人口，使國內的需求與供給規模嚴重不對稱，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外需的嚴重萎縮，國內的生產過剩矛盾突出出來。當然，國內分配體制矛盾對當前的過剩格局也有著重大影響，但是大量研究說明，城鄉收入差距在當前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體地位。因此，推動中國城鎮化進程，可以產生巨大的內需。

還要看到，大幅度提高城鎮化率，以使得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與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相稱，不僅僅是具有拓展內需的作用。試想，即便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進入到發達國家水平，可是真實的城鎮化率按照目前每年上升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才剛剛超過50%，中國能算是一個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嗎?

另一方面，城鄉結構扭曲屬于大結構的扭曲，不從根本上解決大結構扭曲的矛盾，不僅會使工業生產由于過剩矛盾難以繼續發展，也嚴重阻礙著農業與服務業的發展步伐。

從農業看，大量農民工雖然已經進城打工，但是仍長期保留著對家鄉土地的經營權，使中國的耕地不能實現集中經營，即便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空村”，即便已經造成了上千萬畝土地的拋荒，仍不能實現土地集中。農業現代化的基本標志是實現農業機械化，土地長期歸小農戶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國農業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阻礙。近年來，由于出現了“民工荒”，學界在熱烈討論所謂“劉易斯轉折點”的問題，但是如果看到美國僅以200多萬農業勞動力就養活了3億美國人，還出口了占世界出口量60%的粗糧，而中國直到2012年卻仍然有2.58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就可以知道，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只是被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所掩蓋的一個假象。只要在土地規模經營基礎上實現了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就會有超過兩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所以，通過大規模的城鎮化使8億農民進城，從而徹底脫離與農村土地的關系，是使中國農業最終走向現代化的必須條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現代農業，中國才能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從服務業看，大量低收入農村人口的長期存在，是壓低服務業增長空間的最大因素，因為組成現代服務業的許多商業機構，都不可能在分散的農村發展，進城打工的農民，由于在城市沒有家，也不可能產生像城市人那樣的服務業需求，所以盡管目前城鄉居民的消費差距已經高達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娛樂的城鄉消費差距，更高達4-5倍，并且使中國與同等人均收入國家的服務產業比重相比，要低15-20個百分點。所以，也只有使大量農民工攜家帶口進城，轉換成市民身份，才會有服務業的巨大增長空間，才能使中國服務產業的比重與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因此，未來20年城鎮化是個“綱”，抓住這個“綱”，才能做到“綱舉目張”，使中國的三次產業格局徹底擺脫大結構扭曲的矛盾，獲得充足的發展空間。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各種發展戰略的制定也好，只有圍繞這個“綱”來設計和實施，才會見到顯著效果。

按照新千年前十年的情況計算，中國經濟保持年均9%的增長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萬億元左右的新需求，大體是出口和消費各2萬億元，投資新增4萬億元。新千年以來，中國新增真實城市人口約1億人，同期新增的城鎮投資約50萬億元，大體上是每新增1個城市人口，會吸納50萬元投資。如果未來20年中國新增城市人口達到8億人，所能產生的投資需求就是400萬億元，年均20萬億元，這已經大大超過了“保9”所需的社會總需求年均增長額。如果把服務產業的發展空間拓展到占經濟總產出的60%，也可以在未來20年提供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增長率，這就是結構轉換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的道理。由此而言，所謂中國經濟將轉入“中速增長”甚至“低速增長”的那些預言，根本是站不住腳的。由于城鎮化把大量農村人口吸納到城市，使中國農業得以完成現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數以億計的新增非農勞動力，所謂中國經濟將喪失國際比較優勢的預言，也都早晚會讓人們覺得不值一駁。而中國將長達半個世紀的持續高增長，在完成城鎮化的凱歌中，才會被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改革開放這30年，不管是體制還是戰略，中國都是在摸索中從模糊到清晰，城鎮化戰略也會是如此。目前我們雖然對城鎮化戰略的大方向已經有了把握，但是還是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甚至仍然有較多爭論。比如，城鎮化的重點是應該放在大都市圈、城市群方面，還是應放在小城市與城鎮?農民工在轉變成市民的過程中，社會保險、住房等問題應怎樣解決?在變成市民后，他們在農村的土地應通過怎樣的制度安排，實現集中與規模經營?由于未來20年可能有8億農民要進城，是現有城市的近兩倍，中國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城市，許多現有的城市規模也會顯著擴大，這些新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將誕生在哪里?為農民進城必須興建大批政策性住房，需要占用大量城市土地，現有的“土地財政”將走向盡頭，而若沒有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城鎮化就很難推動，因此新的財政體制應該怎樣設計?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的城鎮化未來需要數百萬億元資金來完成，這些資金應怎樣籌集?特別是在啟動城鎮化的初始時期，怎樣才能籌集幾萬乃至幾十萬億元的啟動資金?這些問題不解決，城鎮化或是難以啟動，或是要“打亂仗”。由于城市是公共產品，主導未來中國城鎮化高潮的肯定應當是政府，而不是市場，所以城鎮化對政府的執政能力，提出比以往向市場放權的時代更高的要求。

來源：中證網-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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