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大幅放緩 30省市gdp增速低于預期 “環保型”增長路徑尚待摸索

政績開始“掛鉤”環保。

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加大了對地方負責人的考核以及污染企業的懲處力度，這顯示“調結構”仍是決策層不曾放松的工作重點。

就在這一調整出臺之時，4月28日，隨著最后一個省份——陜西省統計局發布一季度gdp數據，全國31個省區、市的經濟增速數據均出爐。據《中國經營報》記者統計，30個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長預期。

在受訪業界專家看來，地方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主要原因是投資增速大幅放緩。

綠色增長能不能實現？眼下還是一個問號。

多省經濟增長“跳水”

在31個省市公布的統計數據中，記者注意到絕大多數省市一季度gdp增速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增長預期，26個省份都滑落至個位數增長，去年同期該數據為14個。其中，一季度北京gdp同比增長7.1%，上海gdp增長7.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4%；而河北、浙江、廣東與北京等省市gdp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西部是此次地方經濟增速下滑的重災區，多數下滑兩個百分點左右，其中降幅最大的云南下滑了4.9%。

實際上，國家統計局3月份就曾表示，今年將爭取形成gdp全國統一核算方案，而在統一核算后，不排除有些地方gdp總量數字和速度比過去要往下降。

在海通證券宏觀債券首席分析師姜超看來，一季度的數據“去水分”可能頗高。據他統計，相較于以往地方gdp增速通常高于全國平均增速，一季度各省與全國gdp數據匹配度較往年大幅提升，有11個省份gdp增速低于全國，為歷年最多。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對本報記者分析稱：“在外部原因中，出口放緩有一定影響，預計隨著歐美經濟的復蘇轉好，二季度貿易會有所上升。”但他表示，更主要是投資增速大幅放緩，由于調結構等原因，制造業投資要化解產能過剩；其次房地產投資也出現回落。

“未來中西部仍是經濟下行的最大風險區域。”姜超表示，由于當前產能過剩、債務堆積和地產泡沫破滅分別制約制造業、基建和地產投資擴張，所以投資驅動的模式前景黯淡。

生態紅線下的政策選擇

但是，要發展，肯定還要有投資。

最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為這種投資劃出了“生態紅線”。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環境保護法》，首次將生態保護紅線寫入法律，并將于明年1月1日施行。

同時，新《環境保護法》進一步加大了對地方負責人的考核，打掉污染大戶的“保護傘”。其具體規定如領導干部虛報、謊報、瞞報污染情況，將會引咎辭職；面對引起嚴重后果的重大環境違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領導、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將引咎辭職。

此舉被視作在制度安排上的一次突破。“這說明我們當前面臨的環境形勢比較嚴峻，而地方政府是保護環境的主體，需提高他們的責任意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對本報記者分析稱。

河北省是“鋼鐵大省”。河北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只有4.2%，是該省近些年來比較低的季度經濟增速。這期間，六大高耗能行業投資增長5.3%，增速比2013年全年減緩12.1個百分點。受此影響，河北省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僅為3.5%，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10.1%。而在“鋼市”唐山市，一季度通過鋼鐵行業實現稅收3.95億元，同比下降11.01%。

“現實的實際困難就是這樣，如果企業按標準治理，消除環境風險，就會影響業績；政府整改企業，又會影響當地的稅收、gdp和就業。這些問題的原因是環境價格市場和成熟或良性運轉的資金機制遠遠沒有形成。”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專家在4月29日舉行的“綠色經濟研討會——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對策”會議上表示。

河北省當前的選擇是在降低高耗能產業投資的同時，增加對其他行業的扶持力度。來自河北省統計局數據的顯示，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增長36.3%，快于全省固定資產投資21.2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占全省生產總值比重為33.1%，同比提高1.4個百分點。而高耗能行業增加值下降2.5%，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43.4%，同比下降4.3個百分點。

這使得該省一季度節能降耗成效明顯。規模以上工業能耗5194萬噸標準煤，同比下降4.6%。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81%，超過年度下降7%的目標。

除了河北省“騰籠換鳥”的思路之外，李佐軍對記者表示，穩增長不應在破壞環境上找出來，而要在破壞環保以外另找增長出路。在他看來，可以依靠科技進行技術改造，提高生產效率上尋找出路。如何在新環保下穩增長與平衡兩者關系？

對此，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發展部副部長、研究員張永生提出“綠色發展范式”的概念。他說：“現有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需要改變的不止是民眾信心的修修補補，而是根本的發展范式的變化。”在他看來，倫敦、洛杉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并不可行，傳統認識認為政府采取的綠色行動會阻礙經濟發展，而實際上通過對資源的合理配置，有可能使資源向驅動經濟更具競爭力的結構轉變，這個結構會帶來更高的效用。

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其一，推動建立基于環境承載能力的綠色發展模式；其二，引入多元主體共治和加重行政監管部門的責任。一個是從發展模式上引入“綠色”變量，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參與監督的主體和污染的懲處成本，這樣的機制寫入法律，對于地方政府未來的產業政策設計進行了約束。

“環保型”增長缺少“資本力量”

此次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加大了對污染企業的懲處力度，建立環境違法信息記入誠信檔案，并明確對污染企業按日連續計罰，罰款將上不封頂。

“新《環境保護法》對守法企業是激勵，但對違規違法企業影響較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倒逼一些企業通過技術進步與產品升級尋找出路。”李佐軍表示。

鄭州鐵維保科技有限公司銷售負責人趙海新向記者表示，由于鋼鐵與水泥減產，該企業的潤滑脂受影響較大。鄭州鐵維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潤滑脂的企業，產品主要供應水泥、煤碳以及鋼鐵等行業。

據趙海新向記者透露，現在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引進納米研磨機，由于此領域屬于朝陽產業而看好其發展前景，同時也有助該公司開拓新的業務盈利渠道。

在王軍看來，加強環保和穩增長之間，以往被視為對立的關系，但是如果處理得好，可促使地方政府與企業增加環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新增投資，有助穩增長。

有投資機構曾經做過測算，基于中國改善空氣質量的需求，中國市場上對于綠色環保的產業投資需求將達到每年兩萬億元。

“但是目前，真正愿意進入這個市場的資金并不多。”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我國對于環境風險的解決不僅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需要從經濟結構、能源結構和交通運輸結構綜合考慮。

“環保類項目盈利遠低于污染型項目。”他表示，目前煤炭產生的污染是清潔能源的10倍；中國城市當中地鐵出行的比例僅占7%，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大城市甚至高達90%，而北京同樣的運輸量，私家車產生的污染是地鐵的10倍，這三個比例失調顯示的是此前社會資金沒有投到對的領域去。

“環保不單是一個末端治理的問題，觸動的是社會發展思路的變革。包括財政需要發揮其在國家治理的基礎作用，這個作用體現在其功能發揮的一系列手段上，而這些手段連成的機制體系，應該同當今所強調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這一論點打通。”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賈康說。（譚志娟）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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