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的未來，每天都有無數的討論。樂觀、向往、歡迎；悲觀、擔心、抗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態度和心理。

那么，如果是一位經濟學家，對這些新技術帶來的改變又會有怎樣的認識？

2018年4月，新經濟思維研究會主席adair turner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機器人時代的資本主義：21世紀的工作，收入和財富》的研究成果并進行演講，其主題是技術快速進步，特別是工作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可能對社會、經濟與就業帶來的長期影響。

adair turner是英國商人、學者，曾任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2013年加入喬治·索羅斯成立的非營利智庫新經濟思維研究會（inet）。

總體來看，他的演講報告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經濟學的視角，來觀察機器人時代的諸多變化：生產率增長真的會那么高嗎？老齡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嗎？未來財富和收入的來源在哪里？如何解決財富分配問題？傳統經濟指標是否還適用于哪個時代？……

總之，一切的結果，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可能都會與我們想象的不一樣。當然，他也提出了相關的解決問題的思路。

有趣的是，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本身的概念可能也早已發生改變。

以下是他演講的核心內容：

turner認為，自動化的快速、不可阻擋和無限制的進步將對工作的性質和需求，以及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產生深遠影響；同時，它對一些在經濟分析中起著基礎性作用的概念和指標（特別是生產率增長和人均gdp）的內涵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實際上，人們可以質疑，在一個所有人類工作最終都可以自動化的世界中，“一個經濟”或“經濟學”的概念（如果被定義為對內在稀缺性條件下的生產和消費選擇的研究），是否有任何意義。

盡管要達到這種全面自動化的世界還有很多年，至少50年，也許是100年，但是在此過程中已經存在并且將會越來越具有深刻的、矛盾的和潛在的危害，以及潛在的積極結果。

turner特別建議需要注意以下五點變化：

技術進步的潛在速度越快，被衡量的生產率增長就越低。

自動化將威脅到與人類福利至關重要的活動的收入，而不是從零和博弈中獲得的收入。

信息和通信技術發展得越快，財富和收入就越多地來自固有的和主觀的資產，如土地、品牌或美麗。

在富裕的發達國家，促進生產率增長不應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長期優先事項。

更好的技能無法解決不平等的加劇，但優秀的教育必須使人們能夠過上充實的生活，并且需要防止社會流動性的急劇下降。

老齡化和低生育率是一個小而易于管理的問題，年輕化和不斷增長的人口才值得關注。

turner認為，在一個工作需求不斷減少的世界里，我們不能依靠自由市場的報酬來為不同類型的工作提供可接受的社會平衡。

另一方面，那些低收入和高人口增長的國家希望效仿韓國和中國，走上中高收入的道路。但在一個高度自動化的世界里，這些挑戰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但我們必須確保以某種方式克服這些困難。

在研究中，turner主要從六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1.什么時候，而不是如果。我們很可能處于技術革命的早期階段，這將最終導致幾乎所有經濟活動和工作活動的自動化。在考慮自動化潛力時，問題是這種自動化什么時候會到來，而不是是否會到來。

2.關于“索洛悖論”。提出“索洛悖論”的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教授指出“我們處處可見計算機時代己經到來，除了關于生產率的統計數據外”。但是，這里沒有令人費解的悖論。因為，超快速的技術增長必然會導致低生產率就業的增加、零和博弈的擴散以及gdp統計數據中從未出現的實際消費的增長。

3.高科技高接觸經濟（the hi-tech hi- touch economy）中無意義的衡量指標。快速的技術進步，將讓gdp指標在衡量人類福利改善方面的作用下將；并將產生一種由物理資產、主觀資產和技能所主導的經濟的矛盾效應，通過零和博弈，收入分配強烈地由資產所有權和租金決定。

4.“平均的終結？”在富裕的發達國家，除非我們有意選擇補償政策，否則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增長是不可避免的。

5.“舊梯子”被摧毀了。歷史經驗表明：實現經濟快速趕超的唯一路徑，始于低工資、出口導向的工業化。而在機器人的世界里，這個“舊梯子”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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