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進入產業遷移和產業轉型的協調階段，中國產業大遷移并沒有發生在傳統產業，而是發生在新興產業。

過去三年，一線城市高房價對制造業持續擠出，促使產業結構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務業聚集。

目前北上廣深的第三產業占比均已突破60%，中國一線城市的最終產業發展形態可能類似于紐約和東京，成為一個服務型和消費型社會。中高端制造業（半導體、通信設備、電子元件）向地理縱深發展，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從沿海向中部區域的核心城市遷移的特征。產業遷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線城市崛起，形成以新興制造為核心的產業鏈基礎。

新興制造的遷移方向和地方政策、工業基礎、區位優勢的匹配度高度相關，例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漢的光谷系、鄭州的富士康系、以及成都西安的科研和半導體產業等。

合肥重點扶持芯片、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核心基礎產業，以及軟件、5g等核心信息技術。

武漢重點扶持光纖通信產業，東湖高新區（“中國光谷”）是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

鄭州圍繞著富士康作配套，搭建電子制造的產業鏈集群，建設五千億級電子信息產業基地。

西安將半導體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打造千億級半導體產業集群。

貴陽重點扶持電子元件產業，大力推動與英特爾、戴爾等國際龍頭企業的合作。

中國正在進入區域發展再平衡、產業布局優化、產業鏈集聚的新階段，這也是產業遷移和產業轉型的彼此協調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簡單的把舊產業從東轉到西，實際上舊產業并沒有轉移，只是在出清過程中向高效率低成本地區集聚。真正發生了產業遷移的是新興產業里的中高端制造，這也是各地再創業的過程。

產業遷移的發生是多方面的結果，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并不是產業遷移的必要因素。基礎設施、工業基礎、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資源稟賦更加重要，一旦時機配合，產業布局的再平衡就會出現。中國產業大遷移，始于制造業，必然帶來勞動力、資本、稅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變化，進而對人口流動、房價、區域消費等產生深遠影響。70年代美國開始從北到南的產業大遷移后，美國的新興制造業、消費零售和服務業在80年代前后出現了爆發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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