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環境治理對改革全局的正向作用，今年環保政策仍將保持高壓態勢，并將通過綠色稅收、法律法規、監管體系改革等制度化措施，形成常態化嚴格治理體系。隨著排污成本和資源價格升至合理水平，市場機制將逐步接棒政府“有形之手”，具備技術創新、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的制造業企業將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以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措施為發力點，我國環保政策力度正持續增強。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下，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從經濟學視角看環境治理，環保“嚴監管”不僅有利于生態文明，更在三個層面開拓改革“新縱深”，促進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第一層面，消除資源價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場開放。改革開放以來，相對低廉的自然資源價格和勞動力成本，是推動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紅利。然而，隨著資源稀缺性的提升，我國自然資源以及相關原材料的價格并未同步、充分地上升。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催化下，這一價格扭曲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日益顯現。基于較低的資源價格，以擴大資源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難以被打破，阻礙了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型步伐。錯誤的資源價格信號，一方面引導資本向低效率、高消耗、弱潛力的產業盲目配置，形成了過剩產能和過高杠桿。另一方面則破壞了資源紅利的公平分配，加劇了兩極分化和階層固化，侵蝕社會安全網。由于資源公允價值和現實價格存在巨大落差，資源價格的市場化難以快步推進，要素市場的深化開放和一體化進程被迫放緩。面對以上三重桎梏，高污染和高能耗行業去產能、環保督查、綠色稅收等環境治理措施成為破局利器。就本質而言，這些舉措是將資源使用的負外部性（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重新納入資源定價，既推動了資源價格向公允價值的回歸，又在定價中合理化了資源紅利的分配，從而大幅消除了價格扭曲。去年，我國自然資源和相關原材料的價格持續上升，與公允價值的落差漸次收窄，價格信號重新發揮調節作用，為資源價格向市場化軌道的切換創造了適宜條件，將加速要素市場的開放和完善。

第二層面，深化清理過剩產能，推動制造業升級。去年，以信貸調控、行政問責等政府“有形之手”為主要工具，供給側改革在清理“僵尸企業”、淘汰過剩產能方面卓有成效，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和盈利能力顯著提升。未來，淘汰過剩產能將步入新階段，兩大挑戰正在顯現。其一，去產能的精細化，即在過剩產能總體得到控制之后，細分行業、區域和時點的過剩產能如何識別和治理；在傳統行業產能結構優化的同時，如何預防新興產業由于投資過熱而產生的新過剩。其二，去產能長效化，即在本輪階段性、攻堅式的去產能之后，構建長效機制，以深化當前成果、持續抑制過剩產能的復生。只是，對于這兩大挑戰，“有形之手”力有不逮。較之于市場，政府部門難以及時、精確地判斷產能在哪些細分時點、行業和區域出現過剩，亦無法準確衡量過剩程度和調控力度。而長期依賴行政手段調控產能，也可能形成新的市場扭曲和權力尋租空間，阻礙“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微觀激勵機制的重塑。因此，在去產能的新階段，“有形之手”將向“無形之手”有序交棒。資源價格上升至合理水平，正是啟動這一過程的第一步。上升的成本壓力將結束資源配置的逆向選擇，提高市場競爭效率，進而準確清理產業鏈各環節的低效率、高能耗企業，為高效率、高技術的企業擴展生存空間。同時，長期穩定的資源高價門檻，也將根本性地修正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決策預期，迫使其放棄拖延去產能、“比誰能熬”的博弈策略，轉而向技術創新、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尋求新的利潤空間，推動制造業向高端化發展。

第三層面，打開改革機遇窗口，加速國企混改落地。去年，在供給側改革提振整體工業利潤的同時，去產能和環保督查導致資源價格上升，也推動著利潤向價值鏈上游移動，上游產業和國企的盈利改善更為顯著。其中，去年前三季度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同比增幅高達47.6%，領先于股份制企業的24.6%和私營企業的14.5%。這一政策效應正從三個方面優化改革環境，為國企混改落地打開了機遇窗口。其一，得益于利潤改善，國企有了更多資金處理歷史遺留的債務壓力和冗員問題，進而走出“虧損—改革停滯—虧損加深”的僵局。其二，國企盈利能力和財務狀況好轉，既提升了對優質戰略投資者的吸引力，改善資金引入的規模和質量，也使國企股份得到更準確、公允的價值評估。其三，從國企改革歷史經驗看，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給者，隨著今年環保稅的開征及未來資源稅的擴圍，地方綠色稅收體系將得到加強，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并與資源價格形成正向聯動。在此激勵下，地方政府具有更強的意愿加快國企混改，以推動國企從“高消耗、低效益”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轉型升級。同時，地方綠色稅收亦有助于鞏固社會保障體系，為緩沖改革成本提供財政支持。機遇窗口之所以珍貴，恰恰在于其稍縱即逝。因此，今年將是本輪國企混改關鍵之年，可行性和緊迫性交疊共振，混改落地有望提速，并獲得實質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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