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眾滿意的裁判平息輿論的質疑，這是司法化解輿情危機的慣常做法，某種程度上也實現了民意對司法的糾偏。

“天價羊毛衫案”正演變為一場指向司法不公的輿情危機，對于鄂爾多斯中院違背常理的判決，內蒙古高院日前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予以撤銷，并將發回重審。

這意味著一個正義歸復程序的重新開啟，在輿論的一片質疑聲中，相信結果會確立在更加公正的審判之上。以公眾滿意的裁判平息輿論的質疑，這是司法化解輿情危機的慣常做法，某種程度上也實現了民意對司法的糾偏。隨著輿情非議的漸行漸遠，司法本身凸顯出的弊病會不會得到徹底地暴露與醫治呢？

以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的司法水平來衡量，該案原審判決應當不至于緣自法官的一時疏忽，最為體面的解釋可能是對法律的不當適用。這體現在兩點：一是以假冒注冊商標罪而非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來定罪，選擇不同的罪名對于被告的刑罰十分關鍵，后一罪名被告人無需對尚未銷售的商品承擔刑責。讓人疑惑的是，對于并未參與假冒注冊商標也沒有進行生產的被告人，司法恰恰選擇了前一罪名。

二是犯罪數額的計算，在被告能夠舉出實際銷售價格證據的情況下，法院依然選擇按照吊牌價來計算非法經營數額，明顯違背了相關司法解釋的如下規定：“已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實際銷售的價格計算。制造、儲存、運輸和未銷售的侵權產品的價值，按照標價或者已經查清的侵權產品和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聯系到“天價過路費案”，這種犯罪數額的計算是“實屬巧合”，還是暗含有地方司法的某種“難言之隱”呢？

從本案之前的“跨省追捕”到原審判決，我們看到了當地執法機關為維護本地名牌企業利益的努力，但是司法對被告人的犯罪追究，不能片面性的選擇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條款或解釋，而應從中立公正的立場完全準確的理解并適用法律規則。否則，在選擇性的懲罰思維之下，勢必出現將蒼蠅當老虎打、將老虎當蒼蠅拍的正義失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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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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