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中注重質量提升 人民幣市場步伐加快

溫家寶總理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2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7.5%，8年以來首次低于8%，引發了全球投資者對于中國經濟以及政策走向的關注。我們認為總理在這份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未來的規劃符合當下中國經濟轉型國情，在經歷30多年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需要由量的增長向質的增長轉變，這符合我國人口結構，也可以避免中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我國解決面對全球化之后的第一次全球性危機的需要。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決定未來經濟將進入調整期，短期之內中國需求將發生結構性改變，實體經濟也將在調整中獲得重新發展動力，而這也將導致資本市場運行模式以及驅動因素發生改變，中國經濟質的提升思路在未來將在很多產業上帶來的是效率和附加值的提高，這也就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增長中單位能耗和原材料成本的消耗的轉變，經濟增速放緩的背后帶來未來中國原材料的需求增速會隨之出現放緩。中國資本市場也將迎來變革和陣痛時期。

一、人口結構現狀以及經濟發展階段決定gdp增速降低

gdp增速降低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經濟已經進入由單純的量增長向質增長轉變的階段，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gdp不僅很難再次實現跨越，而且我國經濟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問題需要用發展的眼光來解決，經濟增速降低是經濟規律自然作用，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經濟增長，我們需要的經濟良性增長。

人口結構是制約gdp增長的核心因素，伴隨著國內“嬰兒潮”一代進入中年，國內人口出生率已經開始回落，一些地區已經出現老齡化現象，甚至有學者提出我國已經面臨經濟增長的“劉易斯拐點”。人口增速的回落將帶動gdp增速回落，這是經濟發展的規律，正如經濟發達國家在經歷人口高增長伴隨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經濟也呈現穩步回落的過程，這種回落并不是經濟衰退的表現，而是經濟規律的自然作用。因此從人口結構因素上來講，人口結構的變動將使得經濟增速逐步放緩。

此外，在經歷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告訴發展之后，中國經濟也面臨諸多難題，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會保障體系缺失，資源瓶頸約束凸顯等，如何平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制約，避免陷入拉美陷阱是我們在經歷了多年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所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我們經濟增長的成果有可能付諸東流。30年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們依托于國內低價的勞動力建立了工業化體系，經濟總量上升的速度領先于全球，但是我們也遺留下過分依賴出口、勞動力要素價格低廉、資源消耗過大等經濟社會問題。當我們面對全球化之后的第一次全球經濟危機之時，我們突然發現以往賴以發展的低勞動力、出口以及資源都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危機的到來迫使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由量向質的轉變，由外延式增長向內生性增長轉變。如果說我們以往經濟增長過分注重的總量增長，那么進入十二五期間我們更需要注重經濟公平的增長。

30年來的經濟增長不僅創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跡，也使得“中國需求”成為國際資源產品的重要影響因素，鐵礦石、原油、銅、農產品都成為中國主要消費和進口的產品，08年金融危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繼續延續以往經濟增長的老路，中國將永遠擺脫不了資源約束的瓶頸，而且我們也將犧牲環境，經濟也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就需要我們降低能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對資源依賴度將降低，經濟增速降低的過程伴隨著是單位產品資源消費的降低。

二、提高通脹容忍度是短期經濟轉型的需要

通脹一直是08年以來我們面臨的經常性問題，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2012年全球cpi目標在4%，高于一般年份的水平，這說明政府意識到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問題將在一段時間之內持續存在，而這也是短期中國經濟轉型所必須要忍受的現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企業將面臨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的現實困境，這也將影響下游需求，對于企業而言在轉型期間，生存是第一要務。

此輪國內通脹帶有明顯的成本推動特性，全球流動性大寬松是主要推動因素。08年金融危機過后各國為了救市各國紛紛推出了量化寬松政策，而這些釋放的流動性并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停留在金融領域，借助中國需求的東風，各種資源價格紛紛上漲，一些甚至上漲到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水平，這對于嚴重依賴資源的中國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一方面我們需要進口加工型的出口政策面臨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制約，另一方面資源價格上漲也將成本輸入中國，導致輸入性通脹。2012年全年全球流動性并不會減弱，可以預見國內成本推動型的通脹仍然是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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