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居民對食物品類的需求欲望，受他們常在電影中看到的、在報紙上讀到的、在廣告中聽到的影響，施加影響的群體往往是一國的高收入人群。他們消費的商品被視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對低收入群體而言，這種影響拖拽他們進入更高的食品品類層次，產生“拖拽效應”。

廠家總能找到辦法降低成本和價格，以迎合這種需求。但低價格、低成本最終導致產品品質下降，消費者卻無法識別。貧富分化嚴重的情況下，“拖拽效應”滋生偽劣食品，這些偽劣食品由于低價優勢，扎根低收入群體和低收入地區市場，在監管不力的市場上不斷滲透擴散，倒逼大型食品企業的產品價格。

小農式作坊是中國食品生產的主力，在最前沿也在最基層。即使雙匯、三鹿這樣的現代化大型集團，根基仍深植于小農作坊。不管地溝油、藥物豆芽還是三聚氰胺，真正執行作假的也正是底層生產者。他們并未取得暴利，但仍選擇作假，一方面由于監管低下，另一方面，相對沒有利潤，有利潤就等于暴利！

首先，全民性“拖拽效應”造成偽劣興起。在連鎖化、規?；⒐净纳鐣笊a方式下，生產者面臨的監管和自身的機會成本都使其不敢輕舉妄動，但根植于小農作坊的大型企業卻可以把風險分散并下放，大型食品生產廠商不斷降低采購價格，把成本壓力和風險轉給奶農、養殖戶、饅頭工廠，從相關事件最終處罰上，也能清晰看到風險是如何分散的。

其次，中國人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生活中的壟斷性產品。這些壟斷性因素議價能力強，而中國食品生產者分散、弱小，議價能力低下。此消彼長，食品花費是所有消費品中最難提高的。同時，壓低恩格爾系數利于赤貧人群的生存，有利于穩定的目標。

再次，面對通貨膨脹壓力，地方政府要保持物價平穩，維持社會穩定，卻不能動基礎性的油價、電價、房價和房租，食品價格由于影響廣泛，成為各地政府完成物價任務、獲取政績收益的重點打壓對象。政府不必要和不正確的干預，扭曲了各生產要素的報酬，增發貨幣和刺激經濟政策造成的通貨膨脹，成本最終卻強制性加在最具市場定價和充分競爭性的行業上。

更有甚者，老百姓購買食物付出的錢中，多數被流程中各個利益方通過物流費、高速公路費、油價及超市地租獲取，真正到達生產者手上的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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