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應對生物安全形態演進的準備！

生物安全屬于非傳統安全。當前，主要存在全球重大傳染病疫情、生物武器威脅、生物恐怖主義、生物入侵與生物多樣性喪失、微生物耐藥、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技術謬用、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轉基因生物等9種生物安全類型。展望未來，隨著全球人口增加、氣候變化、科技變革和經濟轉型，來自外部、內部的風險和威脅可能會綜合發酵。同時，新興生物安全形態正在浮現并將帶來更大的安全威脅。因此，加強未來生物安全形態研判、提升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以全面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是亟須采取的戰略選擇。

生物安全形態的演變規律

從生物危害的本源和演變規律看，自然和生態因素是各類生物安全形態的本底，科技因素是加速器。自然發生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生物入侵以及生物互作導致的轉基因和微生物耐藥等生物安全形態，源于自然界本身存在微生物、外來物種，因人類生產生活受到影響、人類生存受到挑戰，因而將其歸為病原微生物、有害動物、有害外來物種、耐藥微生物。而其他生物安全類型，跳不出這些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生物群體和生命現象。而且，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并不必然導致直接的生物健康危害，但科技進步在賦予人類操控天然生物因子能力的同時，也誘發了新的生物安全形態，如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義、抗生素、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技術謬用、轉基因等。這些生物安全形態發生頻度、強度、烈度、波及程度有顯著差異，但從微觀作用機理看，并無本質不同。

從生物安全危害影響、公共政策和管理角度看，不同生物安全形態涉及多元化主體，應因需施策。目前，全球重大傳染病疫情、微生物耐藥、物種滅絕等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7年估計，全球每年大約有70萬人死于耐藥性細菌感染。聯合國2019年全球生物多樣性報告警告，全球近800萬種物種中，有100萬種正面臨滅絕。傳統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都是對病原微生物的惡意利用，但兩者又有差別：生物武器運用屬于國家行為，目前已經納入國際《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管控范圍，而生物恐怖則屬于全人類共同譴責的行為。這類生物安全形態，亟須加強全球治理。對遺傳資源流失和剽竊，宜強調利益惠享、信息透明。實驗室生物安全伴隨生物科技開發，宜強調行業風險預防原則、風險制度和職業安全；對生物技術謬用，需突出科學精神和道德操守、劃清法律底線。商業化的轉基因，由于缺乏系統的、嚴格的安全性科學研究基礎，又在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中開發，涉及眾多市場主體及其利益主張，政策的系統化、精細化是趨勢。

未來生物安全形態研判

新質性。生物安全與網絡安全、經濟安全、科技安全融合交織，形成網絡生物安全、生物經濟安全等形態，具有交叉屬性，安全本質進一步變異，安全地位進一步提升。例如，類似“震網”這樣的計算機病毒入侵生物實驗室的計算機設備，將造成災難場景，促生網絡生物安全形態。科技系統、衛生部門、農業部門、海關部門、商業系統的生物信息資源集成、技術與物項的監測監管信息平臺，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新興風險點。生物經濟安全是一個新概念，核心內容包括生物科技人才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生物經濟價值鏈保護與外資審查機制、網絡安全和信息共享等主要問題。

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棘手的挑戰。具體來說，主要是生物科技與產業的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等領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生物制造裝備工程化、精細化、精密化相對落后，生物科技研發系統和產業系統存在著系統性風險。同時，生物技術是典型的兩用技術，越向前發展，兩用性就越突出，存在科技的社會運行安全問題，這對公眾科學素養和國家治理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舊瓶裝新酒”。以往生物安全形態出現升級換代趨勢，其潛在危害日益突出。例如，技術驅動的生物物種安全、新一代生物武器等。群體遺傳操控通過加速跨物種的基因遷移，打破生物物種之間的天然遺傳隔離、生殖隔離，具有降低目標物種群體數量或擴散某種生物效應的效果。目前在哺乳動物中已經實現“基因驅動”，基因驅動系統使變異基因的遺傳概率從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物種。有國際知名智庫研究報告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術、3d打印技術、機器人技術，對傳統生物武器加以改進，使其具有更強的毒性或耐藥性、更靈巧的施放方式，更能適應氣候、地形等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潛伏期更長、更難以溯源和檢測等特點。合成生物學技術、神經操控電磁技術等具有作為進攻性生物武器運用的廣闊前景，超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管控范圍。

新興生物安全形態正在顯現這一事實表明，人類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正逐步推動生物科技內在風險的凸顯，也進一步放大了科技雙刃劍效應。而且，可以大膽預測，未來還會有多樣的生物安全形態，地位甚至將進一步提升。

深化國家生物安全治理的策略

洞察形勢和趨勢，開展國家生物安全的戰略評估。“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保持戰略定力至關重要。作為國家戰略決策的關鍵環節，國家生物安全環境凈評估十分重要而迫切，因其涉及眾多行為主體和主客觀要素，做好這一工作又有著不少困難。為有效廓清當前和未來生物安全及國家安全宏觀圖景，需切實轉變思維，形成一套較為科學的流程與技術方法，還原不同形態的生物安全風險的本來面目，避免意識不足和過于焦慮兩種極端風險。同時，在源頭上或者在防控鏈條關鍵環節上實現生物風險因子的識別，逐步壓縮各類生物風險空間，避免國家戰略能力的無謂消耗。

引入適宜的治理工具，統籌以人、科技、制度為核心的積極因素。生物安全是人的安全，維護生物安全也需要以人為核心。一是創造對話平臺和合作空間，改進生物科技學術界、生物產業界、金融界、社會機構和群體等的有效互動，提高全民族生物安全意識、強化生物安全教育。制定國家生物安全戰略和生物安全法，并明確具體實施方案或細則，建立向全國人大報告的機制。二是堅持安全和發展兩手抓，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體制和科技監管，堅持以生物科技發展保障生物安全，加快形成國家生物安全基本能力，牢牢掌握生物安全戰略主動權。針對內生性生物安全風險問題，貫徹風險預防、可持續發展、動態監管等原則，建立風險評估制度、名錄清單管理制度等各項制度，劃定行為邊界。在國家生物安全戰略目標和實施、生物安全理論和制度革新、生物安全智庫、生物安全能力評估的諸多策略、手段和工具上綜合考慮，多端發力，形成集成優勢，切實體現制度優勢和治理優勢。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統籌國內與國際生物安全。積極對國家生物安全的基本命題、核心問題、基本構成要素及其組成的復雜理論體系進行再回顧、再前瞻，推動生物安全理論的推陳出新，生物安全實踐舉措和價值主張的革故鼎新。面向未來，積極回應國際生物安全大需求，以聯合國及下屬國際組織、《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衛生條例》等國際協調治理平臺與機制為核心，綜合運用個體、團體、國家、國際、全球多層面的協調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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