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巍博士談如何把握中國經濟的未來--

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巍博士認為：中國經濟不能繼續沉浸在自身的體制改革圈中打太極拳了，市場改造的成功只是全球經濟的入場券，本土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塑造和本土產業價值鏈的整合，將是中國經濟能否在未來真正立足于全球經濟的基本保障。

今天，中國的產業地圖正在發生意義深遠的重組：建立在價值鏈基礎上的產業整合已經全面展開，大型國有企業集團、全球公司和中國民營企業群體業已正面競爭，構成了全球經濟環境下中國產業整合的三大主流。不能清楚地認知這一事實，我們就無從把握當下中國經濟劇烈的變局和未來的走向。企業并購已經不單純是基于改制的國企重組途徑，也不僅僅是民營企業低成本擴張的手段，更不是局限于外資快速進入中國市場的捷徑。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巍博士認為，今日企業并購是基于產業價值鏈的改造和整合，是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構筑國家經濟安全的底線，是全球資本資源配置在中國的延伸，是中國民營企業在主流市場的強勁破土。可見關注中國的產業整合，因勢利導構造本土產業價值鏈與骨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把握了中國經濟的未來。

王巍通過對西方并購歷史的分析，提出上個世紀初期長達50年的合并同類產品的橫向并購浪潮和整合上下游產品的縱向并購浪潮基本上奠定了美國市場體系的基礎框架，使得表面上充分自由的企業競爭不得不在效率和規模的約束下依附在相關的產業價值鏈上。在市場利潤和創新激勵的引導下，社會有效資源和產業發展動力不斷轉移和提升，從基礎設施、電子產業、信息處理、金融結構到生物制藥、健康醫療、全球物流等高端服務業。同樣，政府的管制政策和公司治理規則也沿著產業整合的邏輯徐徐展開，保證經濟內生動力的合理有序釋放。他認為中國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解除了政府束縛，長期壓抑下的企業競爭活力正在奔騰而出。在幾乎所有的產業，市場因素的勃勃生機與政府管制功能都在緊張博弈中爭奪各自的生存空間，而全球公司的兵臨城下更加劇了中國經濟轉型的緊張和躁動。為此，王巍提出在2004年，必須高度關注以下一些產業整合的基本動向。

第一，民營企業的高調出擊。過去一年中，我們看到眾多耳熟能詳的民營巨頭活躍在鋼鐵業、銅鋁業、煤礦、公路、電網、油氣加工、金融等過去曾是政府嚴格管制的命脈產業，動輒投入幾十億資金或鎖定幾個城市。寧波大橋財團、振興東北簽約基金等上百億的資本形成更是體現了民企集團協同作戰的整合能力。在國民經濟底層長期打熬成長的中小企業群體正在充滿信心地提升自己的戰場，但他們是否真正掌握了更為高端的觀念、資本和管理的工具？扎猛子的功夫能否在高臺跳水中獲勝？在與習慣于壟斷特權的國民經濟骨干企業或關鍵領域正面競爭的時候，民營企業將面臨何種市場之外的特殊考驗？更多的民營新一代領袖執掌門庭，未經世故而銳氣十足，他們是否具有與父輩相應的政治智慧和商道素質？主流社會是否會給予民營企業處于幼年時代的寬容？當民企掌門人激情地主張做中國的“產業整合者”時，我們的政府是否給予同樣積極的回應？

第二，中央國企的重組動員。2003年11月國資委的重組并購高峰會隆重地宣告中央國企面向市場的決心，盡管在產權制度、定價基礎、交易方式等關鍵因素上尚未有可以操作的模式。在多年“抓大放小”的政策下，中央國企已成為并購重組的最后陣地。四大銀行的上市、電信業的分拆、航空業的重組、油氣資源的全球并購等等似乎成為中國核心產業整合的重頭戲，也是國家產業政策的支撐點。一個潛在的邏輯悖論正在現實中展開，政府只能用強制的重組來逐步消除這些產業抵御改革和開放的壟斷特權，而幾十年政府主導的重組歷史表明，重組的強制往往會導致同樣的特權隱患。中央企業的重組并購應當廣泛吸收民間智慧，程序公開化，交易市場化，允許各界品頭論足，這將是一個良好的起點。

第三，地方政府的“回歸本位”。與中央國企的躊躇滿志相反，似乎地方政府更是急于退出市場回歸本位。在“求所在不求所有”和“靚女先嫁”這樣似是而非的口號下，近年來，一股低價甩賣國企的浪潮正在急劇地形成。國資委醞釀重組之時正所謂日已落而月未升之際，國資的管理功能懸空或被實際控制人取代，資產交易市場在各地紛紛涌現，各自為戰。客觀地說，作為幾十年計劃經濟的產物，我們畢竟有了一個配套齊全的國民或地方的產業體系，即便只是一個初級的產業價值鏈。但在無序的交易市場上，國企大面積、整建制地被轉讓有可能破壞產業鏈的完整與延續。應當指出，政府退出市場操作并不是退出市場管理，竭澤而漁地出賣資產只能導致本土的產業體系武功自廢。處理國退民進和保障產業體系完整是一個需要政治藝術、產業經驗和資本財技互相制衡的操作問題，應當需要吸納各界的參與，而不是獨斷專行。

第四，外資的攻城掠地。開放似乎遠比改革更為有效地解決地方和部門的需求。近年來，吸收外資基本上成為地方官員政績至高的或者重要的指標。君不見各地官員紛紛出洋引資，隨意割讓資產，不惜封殺地方民營企業的參與機會。在許多地方政府規定的貌似平等的用資本規模和產業經驗堆砌起來的高門檻上，國退民進的政策自然變成了國退洋進的現實。在許多兵家必爭的關鍵產業，如金融、能源，通信、流通、傳媒等，若干政府部門常常單方面毀約，清理門戶將本土民營企業趕出去，然后恭請國外資本入股或控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獲得全世界甚至西方主流的尊重，推動這個經濟奇跡的中國企業家群體特別是在長期壓抑下艱難破土而出的民營企業家群體同樣應當獲得高度尊重。中國的本土產業整合和在全球經濟中的潛在競爭力只能依靠本土的中央國企和無數中小民營企業集團聯合培育產生，在與全球公司競爭中壯大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和中國的“非典”已經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經驗教訓。在給予外資優惠長達20年后，我們應當給予中國的企業以更大的機會和更好的待遇，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的。國家經濟安全的要義也正在于此。

中國經濟的全部資產不僅僅是國有資產，還包括私人資產、股份制資產以及合法經營的外資資產。他認為政府的責任應當是保護所有的社會資產，國有資產不能流失，同樣，私人資產也不能被任意剝奪。但什么叫流失？交易雙方永遠是有得有失，一方的失常常是另一方的得。如果資源要素在流動中得到了更有效益的配置，對于整個社會就是財富的增加，即便對于其中一方是流失。這樣就應當從產業有效整合的立場上評價交易，而不是按歷史賬本或企業性質上評價交易，不必將經濟交易道德化，更不能將國資委管理國有資產的“家規”代替政府維護市場規則的“國法”。

檢點每年的展望，從2002年對“并購元年”的期待，到2003年對“并購運動與規則”的批評，業界終于看到了2004年并購整合產業的曙光。我們希冀中央國企“先踞要津”，放縱無數民企“白鹿青崖間”，一任天下各路好漢重組并購“嘈嘈切切錯雜彈”，坐待八方豪杰產業整合“大珠小珠落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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