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只要不涉及敏感領域和地區，10億美元以下的境外投資將不再需要送發改委各級部門核準，而只需要提交表格備案即可。這是日前由國務院公布的《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13年本)》中的最新規定。國家發改委外貿司司長孔令龍14日表示，這一規定順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的要求。

孔令龍是在當日舉行的“2013外交官經濟論壇”上作出上述表述的。據他介紹，這一目錄正式實施以后，只要在數額內的境外投資，只需要填寫一個表格留作備案，變得“非常簡便”。

此前，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管理主要是“核準制”，即由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匯管理局三個部門核準為主。據稱，一些民企的重大投資項目逐級審批要耗時4個月以上，程序繁瑣，有些合作項目甚至會因時間過長而“流產”。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深入，對外投資的核準標準在不斷變化。據介紹，21世紀初，非能源、資源領域的對外投資若1000萬美元以上須經過中央核準，以下由地方核準；能源、資源領域則以3000萬美元為劃分線。2011年，非能源、資源領域的投資權限上升至1億美元，之上須提交中央核準，之下由地方核準，能源領域為3億美元。

在2011年這一數額基礎上，此次最新的規定為“中方投資10億美元及以上項目，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項目，由國務院投資主管部門核準”。孔令龍表示，這意味著，對10億美元以下的一般類項目取消核準，這一新規同等適用于國企與民企。

現場

不可小看的“酋長”與“市民聽證會”

中國企業“走出去”常因忽視當地文化而受挫，大使支招“先做當地調研”

“一些企業已經得到了非洲當地政府的采礦允許，可是項目就是沒做起來，為什么？主要原因就是一個，不了解非洲當地的政治體系。”在以“‘市場決定性’下的企業國際拓展與合作”為主題的“2013外交官經濟論壇”上，有多年“走出去”經驗的“華永投資(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勇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盡管改革開放之初就已有“引進來”與“走出去”的聲音，但中國企業真正有一定規模地走出國門則要推至21世紀初。經過超過十年的摸爬滾打，一些在海外安營扎寨，一些企業則鎩羽而歸。

談及在非洲投資的經驗，李勇說，一些企業家認為得到非洲當地政府的允許就可以順利開展項目，但工作常常無法推動下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忽視了“酋長”這一政治力量的作用。

“礦往往在較偏僻的地方，這些地方最有權力的是部落的酋長，一些酋長連總統都要讓他三分。”據李勇介紹，他曾幾次邀請非洲一些國家的酋長組團赴中國考察，以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

在歐洲的投資，李勇則特別提及了“市民聽證會”的重要性。據他介紹，目前他在比利時所參與投資的孵化器項目是中國在海外仍存在的首個孵化器項目，此前在俄羅斯、英國的孵化器項目都沒了下文。

論及類似項目在歐洲容易受挫的原因，李勇表示，要重視“市民聽證會”的作用。由于“環保”問題在歐洲是個大問題，因此當地市民要對相關項目進行嚴格的聽證和投票。“要對聽證會上的提問做充足的準備。”李勇說。

談及此，前駐也門、利比亞等國大使時延春坐不住了，他拿起話筒走近主席臺接上了話茬。

“我感覺我們在中亞北非地區都大有可為。”但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擔心：中國企業要學會尊重對方的文化與宗教習慣。時延春回憶起在阿爾及利亞的往事，一次中國工人在當地施工，由于天氣太熱，工人們在晚上結束工作后喝些冰啤酒降暑，但由于當地穆斯林禁酒，就有當地居民朝中國工人潑水以驅趕。

據他介紹，目前，當地使領館已經就這些情況對剛剛抵達的中國企業專門開設了學習班，教授當地的文化宗教習慣，當地的法律制度，以避免類似的情況再發生。此外，時延春還建議赴外投資的企業要與當地民眾以及警方等公職部門搞好關系。

李勇將自己的經驗總結為準備階段“三步走”：第一關，出國前聯系該國駐華大使館，了解當地經濟政策、地理環境及風土人情，聽取外交官的建議；第二步，赴該國考察，并聯系中國大使館、當地商會和華人組織，了解情況。第三步，也要聽取此前駐過該國老外交官們的意見。

“總之要充分利用兩邊使領館的資源和力量。”李勇說。

專訪

“政府放市場接”要搞好無震蕩銜接

國研所原副主任表示，最好的政策是要讓大家都感覺不到變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后，南都記者就此次會議的內容在論壇期間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原副主任侯云春。

南都：怎么理解中央經濟會議中提出的“穩中求進”？

侯云春：今年我們提出的是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穩”是經濟、就業、物價都是穩定的；“進”是指結構調整。我們說“穩經濟，守底線”，這個底線看來是守住了，過去我們并沒有采取放寬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措施，而是通過改革，避免了所謂的“硬著陸”，以及經濟增速的過快下滑。

“穩中有進”確實有很多困難，下行壓力比較大。此外，還有產能過剩怎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怎么解決、以及如何解決房地產泡沫等等，風險很多。

提出了“穩中求進”絕不是一個消極的態度，恰恰相反，它能夠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最好的政策是要讓大家都感覺不到變化。我們現在等于是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猛地加油、踩油門都要盡量避免。

南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更多依賴市場”這該怎么理解？

侯云春：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我對此的理解是“市場和政府的異位”。

目前的情況，就商品和服務來說，絕大多數是靠市場來調節、配置資源，商品是97%以上，服務是95%以上。同時我們還有很多資源不是主要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比如土地、礦產資源、資金、利率、匯率。

既然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不能說這一部分資源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那一部分資源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要把所有的資源統籌起來，交給市場。政府要尊重市場，首先從市場參與者的身份中退出，不能再當“運動員”。

南都：這個過程中挑戰在哪里？

侯云春：挑戰肯定有很多，因為涉及到部門利益，大家都希望自己手里有把米，都不愿意放棄手中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非割不可。

更重要的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異位是逐步進行的，它取決于市場能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需要這方面的條件、規制、市場環境，執法力量，市場主體的行為都能夠承接政府轉移的資本。政府放，市場接盤，雖然說完全無縫銜接不太可能，但還是要搞好銜接，使經濟不至于出現管理上的真空，出現震蕩，把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來源：慧聰工程機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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