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調整階段，羅思義分析稱，中國經濟增速變緩的原因是因為投資變少，以前固定資產投資占25%，現在只占17%。“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國家儲蓄總值，也就是可用于投資的資本總量”

工作日午后的北京長安街寫字樓泛著金光，來到采訪約見地點時，已近下午5時。在那里，《國際金融報》記者見到了尚在接受另一家媒體采訪的倫敦市前副市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john ross)。雖然隔著玻璃窗，記者卻可以感受到他高亢而激昂的語調，似乎像是在發表演講，當他看到記者時，便立刻腳步咚咚咚地走出門外，打招呼說稍等片刻。正如在《唐頓莊園》中的英國紳士那般，禮貌之外又添了幾分謹慎和認真。

似乎還未從剛才的“激昂”中緩過來，面對記者，羅思義開門見山地問“你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的訪談便從各界最關心的中國經濟展開。

在羅思義看來，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飛速發展，依靠的是高資本積累模式。而現階段的中國要想繼續保持高增長模式，依然要加大資本投資，也就是說要從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預算三方面入手，提高國家儲蓄總值，從而保證較高的資本投入到經濟運行中。

五年后成最大經濟體

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靠創新來驅動時，他認為經濟發展靠的是高資本的積累，當其他人表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中國特色”時，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其實就是普遍的經濟規律。中國將在5年后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成就毫無疑問乃世界之最、中國對世界的減貧貢獻率達100%，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諸多樂觀評價，很多人認為這位英國公知在幫中國“說好話”。

羅思義告訴記者，他和中國經濟的緣分已經有35年之久。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期就對中國的經濟形態感興趣，當時他主修的是國際經濟專業，關注國際經濟發展動態，自然就對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91年，他發表了題為《為什么經濟改革在中國大獲成功，俄羅斯卻失敗了》的文章，而這篇文章被證明是正確的，“理解了中國會成功，而且必定會成功，才真正對中國經濟感興趣”。

2000年，羅思義被邀請擔任倫敦經濟和商務政策顧問，這個職位相當于中國城市的副市長。在此之前，羅思義一直在做自己感興趣的投資咨詢工作。羅思義表示，他最大的興趣在于通過研究數據，對經濟趨勢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就像當時預測俄羅斯經濟會面臨失敗，中國經濟會成功一樣，數據分析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直喜歡用數據說話的羅思義幽默地對記者說，“1975年我用于思考中國的時間僅為1%，1979年經歷過改革開放則變為2%，1984年則變為15%，而通過中國和俄羅斯的對比研究后，我思考中國的時間在1991年占到33%至35%。現在來到中國做研究，思考中國的時間則占到了一半。”對中國經濟的濃厚興趣驅動著羅思義和中國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2008年副市長任期結束后，出于對中國經濟的情有獨鐘，他來到了中國，先是擔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訪問教授，現在則是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的研究員。

羅思義對記者表示，“作為西方的經濟學家，我對中國經濟非常了解，也非常了解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我相信兩方面的知識相加會大于三。我想和中國經濟學家合作，如果把兩方面的知識結合會產生更好的結果，那些認為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的觀點是錯誤的，我認為我們應該向中國學習。我喜歡學習，也喜歡在這里工作，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生活水平增速最快

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成就驗證了1991年羅思義所做的經濟判斷，同時俄羅斯現在面臨的經濟困境也應驗了。不同以往的是，現在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羅思義卻依然信心滿滿地作出判斷，“中國將在5年后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

當記者談及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時，羅思義卻相當嚴肅地表示，“不!我是現實派，我認為樂觀和悲觀都是不好的，只有現實是好的。”

根據羅思義的研究，評價中國經濟發展最簡單的指標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然而現實的問題是，無論是教育、交通、就醫等各方面中國還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而且很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羅思義非常激動地表示，“這是荒謬的!中國不僅消費增長速度世界最快，同時其人均預期壽命還顯著高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這些事實證明，中國已輕而易舉地成為世界上生活水平增速最快的國家。”

羅思義喜歡用數據和各種經濟學指標說話。當問及為何說明中國經濟如此成功時，羅思義拿出了他做研究的兩個指標，一是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二是人均預期壽命。

“關于中國最不正確的說法之一就是，中國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緩慢。”事實上，中國消費增長速度與任何國家相比都是最快的，無論是在居民消費方面，還是包括如教育和醫療等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政府消費方面，中國的消費增速幾乎是美國的3倍。

此外，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人均預期壽命長度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6位，但預期壽命排名世界第75位，也就是說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高于就其經濟發展水平預期的壽命。

在西方的經濟學家中，大約有33%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是成功的，這不是大多數，但也不是很小的比例。看好中國經濟的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表示，自2007年以來，如果計算商品零售數據的話，中國的消費者對全球消費的貢獻已經超過美國消費者。

“那么2/3的人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羅思義表示，是因為他們用錯了經濟理論。在中國，一些人錯誤地認為，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創新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但他們沒有看到投入才是經濟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經濟增長要素中，資本投入遠比全要素生產率更為重要，而且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情況越是如此。

上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提出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兩項投入，資本和勞動力。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例如知識、技術等創新引起的增長，這種增長通常被稱作全要素生產率。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全要素生產率成為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重要工具。然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戴爾·喬根森、gollop和fraumeni 3位經濟學家通過對美國45種行業的調查發現，其中有36種行業，僅中間投入一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投入成為經濟增長要素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全要素生產率的分析工具似乎變得“過時”了。

全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率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經濟體中這個比率僅有11%，與57%比重的資本投資的貢獻相比，全要素生產率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投資不足成難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也加入了全球化的步伐，參與了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分工。由于在技術創新上處于先天的弱勢，一直被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

自去年年初伊始，我國中東部地區出現了大范圍的霧霾天氣，長時間大范圍霧霾天氣已影響17個省(區、市)，受影響人口達6億，北京地區尤為嚴重。有觀點稱，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一味追求gdp而罔顧保護環境，依賴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增長模式，已經把“中國模式判了死刑”。中國經濟的成功經驗在環境污染面前失去了說服力。

對此，羅思義表示，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如果將現在北京的霧霾與1952年倫敦事件做對比，倫敦的污染程度將會更甚。

19世紀，英國進入工業急速發展期，倫敦工廠所產生廢氣形成極濃的灰黃色煙霧，造成多達1.2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喪生。此后，英國出臺了一系列的空氣污染防控法案，制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在城市外圍進行大面積綠化。倫敦解決最危險的污染問題花了10年時間，徹底解決煙霧的污染用了20年。

“我認為如果中國政府制定了很好的環境治理決策，污染問題在十年內就可以得到解決，比如現在北京的霧霾。”

除了環境問題外，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房地產低迷的現狀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房地產投資占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25%，對gdp直接的貢獻率在12%-13%之間。房地產投資下滑會直接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經濟還可能會出現硬著陸，從而波及到貿易、制造業，甚至銀行業。

有觀點稱，中國現在的房地產泡沫很像2008年的美國。對此，羅思義表示，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雖然中國的房價和美國的房地產危機很像，但中國房地產行業現在的問題根本沒有美國那樣嚴重。

“我觀察中國政府政策長達35年，中國政府制定的決策也有失誤之處，但是要一直保證政策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準確地判斷經濟，它太復雜了。就像gdp的增長沒有人會預測是7.2%或是7.5%，但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到底是5%還是7%。”羅思義表示。

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國也開始啟動諸多改革措施。與市場接軌，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成為這次改革的重心。在國企分類改革的思路下，混合所有制成為國企改革的大趨勢。而羅思義表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主意。”

羅思義解釋，由于改革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都是國企，國企大多具有壟斷的性質，但也有更多的兼容性，相對于私企來說具有更多的資源優勢，如果國企過多地進行市場化改革，就意味著將私企賺的錢放到公共部分，將會把市場價格提高，那樣將導致很壞的結果。

而談及金融改革，羅思義表示，銀行只是提供借貸業務，不提供生產，也就不會產生資本積累。雖然私有銀行的發展讓中小企業更容易借到錢，但私營銀行主要是投機行為，如果他們變得強大，將會對國家的金融體系產生壞的影響。在國外，私人銀行是相當危險的，這也就是說私人的銀行必須保持小的規模，但如果是小規模，就不會很重要了。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調整階段，羅思義分析稱，中國經濟增速變緩的原因是因為投資變少，以前固定資產投資占25%，現在只占17%。“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國家儲蓄總值，也就是可用于投資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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