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的主題為“世界經濟格局是否會出現重大歷史性變化”的世界經濟季度談近日舉行。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和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等專家學者圍繞經濟全球化格局的變化趨勢、金融危機8年來全球經濟形勢和中國應如何積極適應和推動世界經濟變革進行了探討。
全球化處于十字路口
與會專家認為,全球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中國所面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與改革開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積極因素和挑戰并存,尤其是全球化處于十字路口。認清形勢,把握機遇十分重要。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表示,全球化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重大戰略機遇,在世界歷史上,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期。搭上全球化這班快車,往往會獲得快速地發展。另一方面,全球化從來都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高發期。他認為,全球化正在出現新一輪的變局。現代的全球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90到2001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2.7%。第二個階段從2002年到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是8.8%。第三個階段從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可以看到,全球化已經經歷了全球開放紅利普遍享有,到全球非理性繁榮,到現在全球化紅利明顯大幅度下降的新時期。無疑,全球化到了十字路口。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指出,經濟全球化總趨勢未變,仍然在發展,只不過進入了減速轉型的新階段,形式和內涵已經發生變化。他進一步分析了全球化減速的原因:一是上一輪由科技革命推動的制造業領域產業分工的深化、細化,已經接近尾聲,致使經貿活動減速。二是作為經濟全球化最大加速器的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他認為,全球化進入一個轉型新階段,并提出了五方面理由:一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仍在發揮作用。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突破已在各領域呈現了生命力,已經或正在并將不斷開拓網絡經濟新空間。二是新的國際分工體系正在形成,以新技術為核心的跨國公司已形成,新的分工體系推動了原來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強化以及內涵的變化。三是在上一輪經濟全球化起到重要力量的中國,將從被拉進新的經濟地理版圖到將他國拉進新版圖,最典型的是“一帶一路”這樣偉大的創舉。四是經濟全球化的微觀組織結構正在從跨國公司,尤其是制造業的跨國公司轉變為以新技術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布局與制造業和其他服務業不同。原來的經濟全球化收益完全由少數國家和跨國公司得到,而新一輪全球化將轉型為普惠貿易和共享經濟。五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多極化已經在形成。以前全球資源配置的貨幣工具主要是美元。現在人民幣作為一種發展中主權國家的貨幣在參與全球資源配置或者說作為全球資源配置的補充工具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他也提出,美國倡導的未來國際貿易規則和新的趨勢相適應,應得到重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也同意全球化沒有結束,只是方式在發生改變。盡管短期來看,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長放緩或者出現負增長,但全球化并沒有結束。他認為,過去的全球化是在wto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主導下,而一些跨區域的、高水平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如tpp、ttip在一定意義上可能會成為新時期全球化的一個主導方式。這對中國形成挑戰。中國尚未加入有關全球服務貿易協定的談判,在今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將不得不被動地受到一些服務貿易新規則的影響。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則認為,全球化正在面臨巨大的挑戰。他認為,本輪全球化始于冷戰結束。當時國際貿易增速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兩倍以上,而國際金融的發展速度更快于國際貿易增速。全球市場開放、生產力全球配置,出現了價值鏈、供應鏈,全球經濟快速增長。不過,當時是國際收支經常項下全球不平衡的問題,而80年代以后可以看到的是資本項下更大的不平衡,流動趨勢基本上是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流動。由于貿易增速趕不上經濟增速,保護主義抬頭,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斷。全球化似乎正在“去”的過程中。
他認為,去全球化最重要的實質是經濟增長或者說全球經濟面臨著新的技術革命,或者正處在新技術革命的前夜。危機后,各種技術并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至少現在還沒有看到成為主流的工業技術。由于全球存在巨額財政赤字、巨額負債,技術沒有巨大突破,產能又急劇增長,全球需求就處于萎縮之中。負利率等政策努力刺激需求,卻無法提高全球經濟增速,凱恩斯政策幾乎走到盡頭。這種情況下,全球化確實遇到了重大挑戰,這不僅是一個結構問題、周期問題,更重要的是人類在考慮未來走向的重大挑戰。
全球經濟缺乏新引擎
金融危機以來八年時間已經過去,全球經濟依然復蘇乏力,缺乏經濟新引擎。imf今年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提出,全球經濟面臨著廣泛停滯的風險,發達國家中只有美國表現較好,歐盟與日本仍然困難重重。新興經濟體中,俄羅斯、巴西出現了負增長,中國和印度經濟表現相對較好。今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兩次調高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從6.3%調到6.5%,又從6.5%調到6.6%。
趙晉平認為,全球經濟掉入長期停滯陷阱的風險在加大,而英國“脫歐”是影響全球經濟走勢和格局演變的一個新變量。
他分析說,imf在7月19日報告中再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率到3.1%,這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一個最低的增長水平,而且還存在繼續下行的可能性。世界銀行也在6月20日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年初的2.9%明顯下調至2.4%,oecd最新經濟展望的預測是3.0%,也是金融危機以來最低的。2015年來貿易額增長下降幅度之大是史上少有。跨境直接投資在去年高增長后今年可能下降10%到5%,而且去年跨境投資特別是并購投資的增長并不意味著經濟要回升。去年全球直接投資增長了38%,但是全球投資規模仍然低于危機前的2007年,且去年全球投資呈現大規模的資本從新興市場流向發達國家,造成很多國家貨幣貶值,很多國家美元債務上升,經濟卷入結構性風險。這種變化是否意味著進入到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的新階段。
另一方面,在度過2003年到2008年全球的非理性繁榮后,全球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在全球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是以鄰為壑,挑起貿易戰、貨幣戰,還是同舟共濟?
他詳細分析了英國“脫歐”的影響,他認為,英國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增長遲滯和失業增加的代價。對歐盟來講,占1/4的經濟體離去對單一市場將是一個巨大的沖擊,整個一體化進程將受重創,更重要的是這種影響甚至可能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全球經濟增長則將因此出現新變數。“脫歐”將分別影響美國、歐盟、金磚國家經濟0.1到0.2個百分點、1.02個百分點和0.6個百分點左右。但對中國經濟短期有損害,長期是機遇。英國是人民幣海外離岸市場的重要中心,脫歐可能會使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影響,對人民幣國際化特別是海外離岸市場已經形成的重要的激勵受到影響。從長期來看,“脫歐”對英鎊和歐元的地位會造成比較大的沖擊,對于提高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和影響力是一個重要的機遇。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分析了世界經濟面臨長期停滯風險的原因:首先是勞動力供給方面出現了問題。在發達國家,勞動力參與率下降,老齡化情況嚴重。其次,資本增長也在放慢。危機后,美國居民或家庭的儲蓄率反彈不明顯,儲蓄率仍然較低,投資能力受到影響。發展中國家原來可以通過吸引外資促進增長并帶動國內大量投資,但由于跨境投資的削弱,實際上對凈增長帶動作用更弱。再次,從效率方面看,科技創新的研發投入不少,但突破性進展幾乎沒有。全球化步伐減慢后,在全球范圍內技術擴散效應也隨之減慢。危機后,全球資本配置的效率也在下降,不利于全球經濟增長加快。全球范圍的分工也在弱化,全球勞動力分工可能帶來的提高勞動力生產率的效應也受到了抑制和削弱。現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而且產能的利用率比危機前都明顯下降,也對全球經濟不利。
中國如何做全球大國?
面對新形勢,張燕生表示,未來五年全球貿易增長依然很不樂觀,中國外貿發展、戰略的轉變是必須的。他認為,下一步,中國要努力取得三種能力。一是全球市場的領導力或者主導力。二是全球規則的領導力和主導力。三是全球經貿調整責任的擔當者和領導力。我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一方面,中國要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積極地承擔起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積極地推動“一帶一路”和全球自貿區戰略這兩個深度融入世界的輪子,來一步步漸進地來推動世界經濟走向強勁、平衡、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
裴長洪認為,上一階段經濟全球化的重大缺陷就是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因為它的利益分配是不均衡的。中國如果能深入研究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新特征、新規律,我們依然處于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仍然能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發展,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在新的趨勢當中,經濟全球化當中的新的趨勢當中,再一次成為重要的受益者。
趙晉平表示,中國要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立一套應對長期挑戰的機制,這是需要實現重大突破的方面。而要培育新的增長動力的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要培育國際競爭的新的優勢,去構建一個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張永軍說,中國現在很多的政策不僅有利于中國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而且對于全球經濟增長也作出了貢獻。比如堅持鼓勵創新,在一些全球比較先進的技術研發上投入的力量比較大,并取得了成果。比如倡導“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把中國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的產業還有技術轉移和擴散,有利于加快全球范圍內的技術擴散的進程,有利于全球的經濟增長的加快。“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等倡議有助于在全球范圍內更好地去配置一些長期資本,有利于提高全球范圍內資本配置的效率,對于全球經濟增長也能夠起到比較積極的作用。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副部長任海平認為,東方在崛起,世界經濟格局變化開始了。在這個轉折期,中國站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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