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2日簽署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據悉，此次涉及征稅的中國商品規模可達億美元，汽車行業是否會受到波及還不確定。就在3月的早些時候，歐亞經濟委員會發布公告，對進口自中國的鋁制汽車輪轂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這是2015年以來歐亞經濟聯盟發起的第一起涉華反傾銷案件，引起業界人士對中國汽車零部件出口頻繁遭遇國外抵制的關注。

有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遭遇國外16起“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和裁決，同比增長45.5％，直接影響超過15億美元的玻璃、輪胎、輪轂和散熱器等汽車零部件出口。比如，美國在2017年3月對中國特定混合動力汽車及其零部件啟動“337調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依照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和相關修正案進行所謂不公平競爭行為或不公平貿易行為調查）。再如，2017年10月，歐盟委員會發布立案公告，宣布對進口自中國的卡客車新輪胎和翻新輪胎啟動反補貼調查。除了歐美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也加入對中國汽車零部件進行“雙反”調查和制裁的行列。2017年，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國對中國汽車零部件出口發起11起“雙反”調查和裁決，占當年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遭遇國外“雙反”總數的68.8％。這些新興市場雖然整車工業薄弱，但有的依然有獨立的汽車工業體系，如印度等國汽車零部件產業快速發展，隨時有可能為保護本國汽車零部件產業設置貿易壁壘，這需要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提高警惕。

各國在2017年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平臺通報的汽車零部件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就達73條，同比增長8.9％，涉及機動車信號裝置、安全防護裝置和汽車電子裝置等。隨著技術法規加嚴，汽車零部件質量風險進一步加大。2017年，中國出口汽車零部件遭國外退運金額同比增長100.8％，遠高于中國全部出口產品退運金額2.2％的增長率。

“雙反”調查和設置技術壁壘等都是國外抵制中國汽車零部件出口的手段，究其實質，還是貿易保護主義作祟。那么，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和企業該如何防范，以減少貿易風險？筆者認為需攻守兼備。

面對海外市場的種種貿易保護措施，一方面行業和企業要積極應對，爭取并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出于政治和打壓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等非技術經濟因素驅使，故意對中國汽車零部件出口設置障礙的情況，也需要從國家層面出手反制，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改善國際貿易環境。

為規避國際貿易風險，行業協會和企業有必要制定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協會可對不同地區、不同細分行業的零部件出口進行協調，進而對出口市場和出口產品價格進行指導，把出口產品的價格和數量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這樣就能避免同類零部件出口過分集中在國外某個或某些市場的局面，讓國外用不上“雙反”的借口，或讓“雙反”的重拳打在棉花上。對于企業來說，也要注重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分散風險，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筆者也建議有條件的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可直接在海外市場投資建廠，在當地進行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減少直接出口，此消彼長，可緩解中外汽車零部件貿易摩擦。

同時，應建立汽車零部件出口風險預警機制，以防范國際貿易摩擦。預警的核心是把事后應對轉變為事前預防，這就需要建立政府、協會和企業發揮各自作用的“三位一體”預警機制。有關部門應及時做好汽車零部件出口預警，對可能遭遇的貿易保護措施進行預報，并且評估對零部件出口的影響，以便提前做好預案。

據筆者所知，其實有關部門若干年前就承諾：“建設汽車零部件產業預警模型和評價系統，把整車產業預警和汽車零部件產業預警結合起來，建立一套預警模型和評價系統，運用貿易救急措施和其他各項國際通行規則，保護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承諾并沒有兌現。

從產品層面來看，中國汽車零部件頻繁遭遇國外抵制的重要原因是商品具有替代性，所以玻璃、輪胎和輪轂等低附加值、高能耗、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往往成為“雙反”調查的對象。這些零部件產品既不是國外市場不可或缺的，也不是非中國企業供應不可的。因此，應積極推動我國汽車零部件產品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零部件行業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開發和制造多種“世界惟一”的產品。其中，跨產業創新產品應當成為中國汽車零部件行業出口的拳頭產品，這類產品幾乎沒有替代性，又是國外急需的，無論出口量有多大，都很難受到國外抵制，或抵制的影響很小。

對于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來說，要想更好地走向國際市場，必須加強技術創新、創建品牌，提高物流、生產和管理能力，在市場的風浪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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