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比煤貴不是不可能！”

“燃煤耦合農林廢棄殘余物發電技術并不存在難以克服的困難，更多障礙在于原料的保供。”日前，中華環保聯合會廢棄物發電專委會秘書長郭云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原料收集難度大，不宜大規模運輸，適用半徑最多約100公里，同時面臨收儲運問題。”

并且，我國農林廢棄殘余物實際年利用率現不足10%。

作為煤電清潔改造新路徑，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術兼具靈活性、經濟性及節能減排效益，已得到國際普遍認可。在我國，該技術卻尚處起步階段，因技術路線、組織管理不明而存在制約。

如何破解上述難題，進一步推廣應用？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術何以突破升級？近日，本報記者就此走訪了業內人士。

可減少碳排放 但年利用率不足10%

耦合技術，即用秸稈等農林廢棄殘余物替代部分燃煤，從而混燃發電的方式，屬可再生能源范疇，排放低、效率高。我國每年約有4.6億噸農林廢棄殘余物可供能源化利用，折合2.3億噸標煤，但實際年利用率現不足10%。

國家能源局、環保部近日聯合下發《關于開展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技改試點工作的通知》，提出以兜底消納農林廢棄殘余物、破解秸稈田間直焚污染為目的，重點在13個糧食主產省份，優先選取熱電聯產煤電機組，布局一批燃煤耦合農林廢棄殘余物發電項目。

消息一出，再度引發業內對該技術的關注。

根據《通知》，兩部委將重點在13個糧食主產省份布局技術試點，并結合秸稈消納困難、田間直燃致霾嚴重地區的農林廢棄殘余物實際情況，確定技術方案。

在郭云高看來，試點的直接意義，“正是利用既有燃煤機組的高效燃燒轉化系統和低排放煙氣處理系統，實現農林廢棄物低排放處理及高效利用， 可快速減少甚至消除長期困擾農林產區，因焚燒帶來的大氣污染問題。”

根據《“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到2020年，“大型發電集團單位供電二氧化碳排放須控制在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時以內”。而目前來看，我國還沒有一家大型電力公司可達此要求。

至于每臺煤電機組，清華大學能源及動力工程系教授毛健雄算過一筆賬：2015年，我國煤電供電煤耗為318克/千瓦時，換算為單位碳排放強度是890克/千瓦時。即使選用煤耗不超過282克/千瓦時的1000兆瓦超超臨界機組，碳排放強度仍將達763克/千瓦時。

因此，僅就煤電機組本身，要達“550克二氧化碳/千瓦時以內”目標是很難的。為降低其二氧化碳排放， 除盡可能提高效率降低煤耗外，毛健雄認為，通過在電廠原有設施基礎上改造后采用耦合技術，不失為可行的減排方案之一。

運行5年的國電長源荊門熱電廠60萬千瓦超臨界機組，對此可以印證。項目管理方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守軍介紹，這是我國首個真正運用耦合技術的項目，年可減排二氧化碳近6萬噸。“按我國碳交易均價50元/噸，僅二氧化碳減排一項便可創收300萬元。”

受原料供應與電量計量等制約

采訪中，多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坦言，耦合技術其實并不算“新”，英國、北歐等多地均已成熟使用多年。但在我國，因技術路線、原料供應、管理方式等制約，其尚處起步階段。

郭云高指出，截至今年6月，全國已有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近300個，并網裝機容量達647.2萬千瓦，包括農林廢棄殘余物直燃與混燃兩種主要模式。“而目前，只有國電荊門電廠才是《通知》所推崇的耦合項目，即農林廢棄物經一定工藝‘氣化’后再進行混燒，這是能量層面的‘耦合’，而非簡單的物質‘摻混’。”

郭云高指出，農林廢棄殘余物是一種低密度燃料，因農戶土地分散收集難度大，也不宜遠距離、大規模運輸，其適用半徑最多約100公里。但在我國，因電廠才是項目主體，其規劃選址多參照煤炭供應、電網結構等要素，而非原料分布。

與直燃比，耦合技術雖然在燃料依賴上具有較大彈性，可根據實際供應進行消納，但仍可能在一些地區加劇收儲運問題。“柴比煤貴不是不可能！”郭云高表示。

此外，因季節性、管理不當等情況，曾出現過“整體發展不足，局部極度過剩”的怪象。一些地區供不應求、價高質次，有的卻無法處理，大量露天焚燒。

另一主要制約，則是計量環節。《通知》要求，試點生物質電量單獨計量，由電網全額收購。項目應詳細記錄生物質資源利量，對可再生能源電量計量在線監測并傳至相關機構。

“不同于直燃項目可直接監測，對于間接混燃，還需分辨燃煤與生物質的發電份額。”毛健雄表示，因生物質發電部分可享受相關補貼，如何科學而不受人為等因素干擾地進行監管，是影響運營的關鍵之一。

推進需因勢利導 因地制宜

“隨著能源消費總量增長及電力比重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環保約束日益趨緊，煤電轉型升級、靈活性改造勢在必行。我們倡導燃煤耦合生物質發電模式，并認可這一有益嘗試的重要意義。”談及前景，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副巡視員郭偉如是說。

如何破解上述難題，進一步推廣應用？郭偉建議，地方政府做好相關規劃和管理工作，簡化項目審批程序，強化保障和監管措施，因勢利導制定支持政策。

“首先，就需依靠政策驅動！”毛健雄對此表示肯定。他認為，政策是推動我國在大型燃煤電廠發展耦合技術的主要支撐，相關部門應盡早明確耦合技術也可按已有鼓勵政策，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補貼。在此基礎上，各地可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發展項目。

針對計量問題，《通知》中建議，優先采用便于可再生能源電量監測計量的氣化耦合方案。“生物質經過磨粉機、燃燒器處理后實現‘氣化’，再進入煤粉爐與煤炭混燒。有了‘氣化’環節，便可對實際進入爐中的生物質燃氣流量進行計量，保證生物質電量的準確性。”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王勤輝解釋。

農業部科技司原司長、中國生物質能聯盟副理事長程序則提出，除混燒環節的在線監測、數據同步傳輸外，還應注意前期管理，如可建立生物質資源入廠臺賬，采用經國家認證的計量裝置進行操作等。

此外，針對原料供應，程序表示，可按“就近收集資源、就近加工轉化、就近消費”的分布式能源生產和供應模式，以縣城作為發展耦合技術的重點區域。“圍繞原料收集、購買、運輸、加工等環節，生物質直燃發電廠已有一套較為成熟的流程，不妨進行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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