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至今，在短短近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國快餐行業、調味品行業相繼爆出讓人為之震驚的食品安全問題——先是味千的“三重門”，在其余音未了之際肯德基的“豆漿門”、“老油門”又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場，在肯德基還未造成聲勢浩大的影響之前山西陳醋的“勾兌門”又搶得“戲份”，將這短短一個月的食品安全問題“井噴”現象推演至了高潮。

在這批食品安全問題的高潮下，是消費者的憤怒“謾罵”、是媒體們的不斷爆料和相關企業的極力“辯解”。大聲吵吵的各方：一方是在發泄“私憤”、一方是在“爭取”挖掘更多的猛料、一方是在通過各式各樣的危機公關以挽救損失的“利益”。從這種形式來看。目前對于我國食品安全問題事件的“關注”存在著“各抒己見”的“各自為戰”的問題。這種“各自為戰”極有可能將很多看似“情節不嚴重”的問題以一地雞毛后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場，導致問題還是那些問題的尷尬局面。或許，這也是制約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治理的一個因素。

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是事件的爆料者（多為媒體）、事件的主角（涉事商家）、事件的受害者（包括一切自然人在內的消費者）、還是一直很“低調”的相關監管部門必須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協同合作的統一戰線，共同去預防和抵御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和侵襲，從而獲得我國食品安全的長治久安。

監管部門：加快監管方式轉變重視“風險交流”的作用。

其實，食品安全問題的“爆發出來”便已經宣告了食品安全監管的失敗。一直以來，我國奉行的是“先出事，后打擊”的危機應對的監管方式。這種方式也許能夠懲治食品安全事故的制造者。但是，絕對不能彌補事件所造成的傷害。比如，對三聚氰胺事件主犯的懲罰能夠挽回已經受害兒童的性命嗎？或許這種監管能對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但是，我國三聚氰胺事件后各類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現狀告訴了我們“殺一不一定能儆百”。所以，監管部門監管方式的轉變已經迫在眉睫了。

2011年4月，國際食品安全論壇在北京召開。在那次論壇上，被提及最多的是我國食品監管需要從“危機應對”向“風險預防”轉變。

什么是風險預防？一言以蔽之，“風險預防”就是指在食品安全問題沒發生之前便開始對可能發生問題的隱患進行監控和預防。這種監控和預防需要“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管理和充分、透明的多層次全方位的“風險交流”等環節相結合來實現。

尤其是在“風險交流”的環節上，中國工程院陳君石院士稱：“這是我國食品安全‘風險預防’的薄弱環節。”也正是因為國家相關部門沒有將科學的真相通過類似新聞發布會的方式通過媒體告知大眾，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負面影響，比如“牛肉膏”此類失實報道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監管部門在加快監管方式轉變的同時。“風險交流”環節的充實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4月份的國家食品安全論壇上陳君石院士還做出了以下建議：首先，政府要專門設置從事風險交流的機構，加強投入和專門人才的培訓。其次，要建立一個權威的科學信息平臺，用科學的權威來彌補政府信任度不高的問題；兩外，要形成有能力的媒體輿論導向，要形成專業的媒體宣傳。總之，食品安全信息交流、風險交流不是某一家，某一個人的事情，是政府科學家、行業、媒體共同的努力，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食品安全的風險交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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