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推出減稅方案后，日本和英國也有跟進的趨勢。據日本媒體報道，近日，日本政府確定了2018年度法人稅減稅方案。對此中國需要全面客觀看待美國此次減稅法案的“進退騰挪”，以及可能帶來的全球效應。

美國減稅新政的背景和博弈

此次美國減稅法案有望減輕美國企業和勞動者稅負，美國高低收入者均可以從該法案中享受到減稅福利，從經濟學理論上會形成經濟與進口的雙增速、美股的利好以及資金回流的局面。這是美國政府為了應對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參照“里根經濟學”經驗做出的改革。

美國股市自次貸危機后已經恢復了元氣，市場期待本輪減稅能進一步帶來企業利潤提升，能源、食品零售、電信服務、零售、多元金融、以及公用事業等高有效稅率板塊或享受減稅帶來的更高的業績彈性。未來5年資本開支的費用化將有助于提振企業投資意愿，有利于能源、公用事業、可選消費等高資本開支行業的發展。 但在美國整個國家，無論是在普通民眾，還是在精英階層中，對減稅的看法依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特朗普從競選時就不停放話的減稅法案，從構想到推動到今天這一步，其實走過了一段非常艱難的歷程。美國國內反對特朗普稅改的人所持有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盲目的降稅會導致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目前普遍預計此次稅改會在未來的10年中產生1.5-1.7萬億額外赤字，債臺高筑將對美元信用產生不利影響。

美國減稅新政不能簡單被他國復制

美國減稅新政有其復雜的博弈背景和過程，對于世界各國而言，減稅不是萬能的，切不可盲目跟隨。衡量減稅政策的標準，是其吸引投資的有效性和邊際效應。政府通過降低稅收，最終目的是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能吸引到更多企業到轄區內投資辦廠，這也是美國“再工業化”的核心邏輯。但是，對于歐洲的很多高福利國家，即便是有大規模的減稅，很多全球性的企業也會躊躇：一是福利系統投資大，隱性收費高，名義工資變化幅度小，很難用市場化手段調動企業職工的積極性。二是歐洲“老牌民主國家”和“新晉民主國家”——比如法國和東歐諸國，歷史原因形成了強調“公平”的政治輿論氛圍，民粹主義打著民主旗號，不僅隱蔽性強，更壓抑了非主流人群的創新、創業意識，即便有“免稅開發區”、“高新科技園區”等優惠的稅收政策，然而終究由于其區內綜合配套的營商條件不理想，而沒有達到吸引先進產能，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的目的。

對我國來說，特殊的情況也讓我們難以簡單復制美國的減稅政策。中國依然擁有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國有企業的改革是中國本輪供給側改革的重頭戲，簡單降稅并不能提高其經營效率。同時，中國不平衡的地區發展現狀決定了必須有一個強財政能力的中央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間斷地進行相當規模的轉移支付。

中國該如何應對美國減稅？

從治標的角度上，中國應當對美國的重大減稅政策做出響應，但正如上所述，結合我國國情，簡單地追隨美國腳步復制減稅并不可取。

我國經濟體內國有企業仍占據很大比例，通過提升國企效率，降低綜合成本，相較之下應當更為契合。當然，綜合稅賦水平對于企業投資有重大影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忽視。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包含相關的內容。與美國本輪降低企業的名義稅收來減輕企業負擔不同，中國所追求“一降”——也就是降成本的目標，著眼點更多放在降低企業的綜合成本上。因此，堅定的推進供給側改革降低國有企業的綜合成本，適當開放壟斷行業于民企激發經濟活力乃“中策”。 要達到降低企業綜合稅賦的目標，一是要不斷完善市場經濟的相關法律法規，持續提高各級政府的服務水平，通過各種制度設計和辦事流程規范最大程度上消除各地政府對商業行為的不當干涉。二是要給民營企業平等競爭地位，逐漸開放國有壟斷領域給民營資本，通過民營資本的“活水”來盤活國有企業因長期壟斷形成的一灘灘“死水”，從而釋放市場活力，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根本競爭格局的角度降低各個領域的綜合成本。

進一步思考，還有推進人民幣結算體系承接美元信用收縮空間。從金融角度看，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長久占據世界金融體系的主導地位，來自全球的“鑄幣稅”令美國經濟從中受益良多。而如今特朗普主政力推全球收縮戰略，適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大力推動時期，內外因素雙重作用之下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勢在必行。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要真正實現“走出去”，并不僅僅是在舊有的、以美元為主導的框架體系之中謀求份額，而應立足于建立屬于人民幣自身的國際化支付與結算體系。只有擺脫對基于美元的國際金融框架的依賴，才能由戴著“枷鎖”起舞轉向真正獨立自主的貨幣與金融政策。 （中新經緯app）

【專家簡介】許維鴻，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曾就職于英國路透集團、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法國外貿銀行集團巴黎總部。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研究，研究領域涉及國際宏觀經濟、國際化背景下的新興市場發展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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